濡沫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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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此处安西当作安南，而高仆射即为高骈。据《新唐书》本传，高骈于咸
通中为安南都护，大破南诏兵，“拔安南，斩蛮帅段酋迁，降附诸洞二万计”，
乃以安南都护府为静海军，授骈为节度使，后又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洞这
首诗，即于高骈为检校尚书右仆射自安南还朝时所作。这样，就不仅考证出
人名，而且纠正了《全唐诗》和《文苑英华》的文字之误。
例二：《全唐诗》卷一二七载王维《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
陈左相宅所施之作》。此诗自清人赵殿成注，至现代学者如陈铁民、张清华
同志所作年谱，杨军同志所作诗文系年，都定于天宝时所作，即以陈希烈时
任左相。但他们都未注意到诗的首二句“已相殷王国，空余尚父溪”的用典。
诗盖谓陈希烈于天宝中为左相兼兵部尚书，深受唐玄宗的信任，而安史之乱
兵陷京洛，陈希烈竟相安禄山，犹太公望被周武王尊为“尚父”而竟相周之
敌国殷；今陈希烈乱平后被杀，唯余旧溪，受人凭吊。诗题中之宋中丞即宋
若思，也是在安史乱起后任为御史中丞，至德二载（757）尚在位。此诗当作
于肃宗时，绝不可能作于天宝中。如此，则不仅考姓名，而且订作年，于旧
说也多所匡正。
与此类似的，又如例三：《全唐诗》卷二○一岑参《崔仓曹席上送殷寅
充石相判官赴淮南》。此处石为右之讹，前人的意见一致，但右相为谁，却
众说不一。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谓“右相即中书令，崔圆曾为之，罢相
后出镇淮南，寅盖充圆之判官”。李嘉言《岑诗系年》则以为是元载，陈铁
民等《岑参集校注》谓指刘晏，他们都认为诗即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
这些说法表面看起来似都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却偏偏忽略了殷寅生平的资
料。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殷寅天宝四载（745）进士登第。又颜真卿《殷
践猷碣》（《全唐文》卷三四四）载：“三子：摄、寅、克齐等”。又谓寅
曾任永宁尉，后因事贬为澄城丞。这篇墓碣又说寅“久疾将殁，顾瞻太夫人，
欲诀不忍”。则殷寅死于其母之前，而其母乃卒于乾元元年（758）。又据《旧
唐书·杨国忠传》：“会（李）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凡领四十余使。”
李林甫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卒，时岑参正在长安，诗题之右相盖指杨国忠。殷
寅既卒于乾元元前之前，则诗作于广德元年即不可能，右相指崔园、元载、
刘晏等说也无从着落。
对陶敏同志来说，他的工夫不仅仅在对资料的广泛搜辑，还在于他对这
些资料的精思。如《全唐诗》卷四九二载殷尧藩《送白舍人渡江》，一般都
以此诗为殷与白居易交往之证，但引用者却未注意到诗中“铁锁已沉王浚筏，
投鞭难阻谢玄兵”一联。此处反用历史故实，用来描述南北对峙，南方对北
方作战获得大胜，中唐时期何来此种情势？陶敏同志于此产生疑问，乃进而
搜寻资料，终于在明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卷中发现此诗，而“白舍人”三
字则为作伪者所加，诗之末句“回首钟声隔凤城”之“钟声”，史谨原诗作
钟山，改作之迹更为明显。《唐音丁签》所说宋本殷集实为明人伪造，陶敏
同志由此更考得《全唐诗》中殷之《春游》即为元人虞集《城东观杏花》，
《帝京二首》等三诗为明吴伯宗诗，《暮春述怀》等十六首为明史谨诗。他
又有《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辩》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是近
年来唐诗学界考辨唐集的力作之一。
陶敏同志并不专注于某一家的考证，正由于他能博采众书，融会贯通，
遂能收左右逢源之功。如他对孟浩然诗中张明府、张郎中，储光羲诗中张侍
御的考证，即十分精采。孟浩然有《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
《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等诗，储光羲亦有《同侍张侍御宴北楼》
诗。由于孟浩然与张子容有交往，有诗相赠答，因此有些研究者以为孟浩然
诗中的张明府、张郎中即指张子容。本书据两《唐书》的有关纪传，《全石
补正》卷五四之《张点墓志》，《唐会要》《两浙金石志》卷二《唐徐峤张
愿诗刻》，《唐文拾遗》卷二六之崔归美《张曛墓志铭》，考证出孟浩然这
些诗中之张明府、张郎中及张侍御（应作郎），都为张愿。陶敏并不专门研
究孟浩然，但张愿的考出却大大有助于对孟浩然交游的了解。
这部人名考，在不少地方对唐诗文字的校勘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以前
我校点《河岳英灵集》，卷下王昌龄诗，宋刊本有题为《郑县宿陶太公馆中
赠冯六元二》，而四部从刊影明本，此诗诗题中“太”作“大”。“陶太公”
未始不可通，且又是二卷本的宋刊，较三卷本的明刻当更接近于殷的原编，
因此对太、大二字如何扶择颇为犹豫。后来见到陶敏同志的这部文稿，我特
别翻阅了王昌龄此诗的考证，方始冰释。陶敏同志认为此处应作大，大为陶
翰的行第。陶翰开元十八年进士第。又据《宝刻丛编》卷十华州：“唐华岳
真君碑》，唐华阴丞陶翰撰，韦胜书。玄宗开元十九年，加五岳神号曰真君，
初建祠宇，立此碑。”又据陶翰《饯崔朔司功入计序》及《新唐书·玄宗纪》，
知开元二十年冬陶翰即在华州。而王昌龄诗云：“子为黄绶羁，予忝蓬山顾”，
“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后为秘书省校
书郎，故云蓬山，而黄绶即指时任华阴丞的陶翰，其时也正好在开元二十年。
这样，我在校记中即确定太应作大，并特地注明此用陶敏同志的成果。
限于篇幅，我只能举这几个例子，而且很可能这几个例子还不足以充分
代表本书的工力。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书中对于《全唐诗》的考证是多
方面的。有考定姓名的，有订正姓名讹误和地名讹误的，有考定作诗年月的，
有纠正《全唐诗》误注的，有改正前代记述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岑仲
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以后，还没有一部书象本书那样，以人名考证为中
心，对《全唐诗》作如此广泛而又如此专注的核查，而它所获得的具体成果，
比之于《读全唐诗札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或许以为本书的作者定是一位埋首于唐诗数十年，大半生与古籍打
交道的老先生，殊不知陶敏真正钻研唐诗，还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在此之这
前他却有一段极不寻常的崎岖坎坷的经历。
他于1938 年12 月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的家庭，自小即喜爱唐诗宋词
以及《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1955 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当时
他听了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讲解，刘赜先生的文字学、音韵学，黄焯先
生的诗经研究，刘永济先生的楚辞研究，席鲁思先生的荀子研究、史记研究。
这些虽非系统而却以精博见长的讲授开启了这个来自潇湘之滨的青年的求知
心，使他面对古老丰厚的文化油然而生一窥宝藏的壮志。但这棵早春的幼苗
却遇上一场意想不到的风雪，终于受到摧抑而得不到正常的发育。1958 年的
反右补课，把陶敏稀里糊涂地补了进去，此后20 多年岁月他就与古典文学绝
缘。1959 年9 月毕业后分配在辽宁师范学院，坐了半个月的冷板凳就下放到
农场劳动，喂了一年多猪，养了几个月鸭子，1961 年4 月，学校与吉林四平
联合收割机厂协商，居然将他去换了农业机械。此后，陶敏就在四平这家工
厂呆了18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陶敏又被以新罪名而受到揪斗，于
是又重新劳动，后又至农村插队三年。1972 年调回四平收割机厂，先后当过
教员、车间成本、材料员。这样，直至1978 年甄别改正时，曾去武汉大学调
查，却未在学校及他个人档案中发现他当年之所以划为右派的任何证明材
料，而整整20 年的大好时光就如此地过去了。不过自此他也就调回湘潭师专
（后改名湘潭师院）工作，总算拨云露而见青天了。
在近十年中，陶敏同志专注于唐代诗人的考证，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
约三十余万字。又与郁贤皓兄合作整理《元和姓纂》，全书200 万字，已在
中华书局出版。他又有一部《刘禹锡编年笺注》稿60 万字，待印。这些都为
这部人名考作了准备，打了基础。
人们不难想见，以陶敏同志上面所说这样的经历，在唐诗考证中作出如
此的成绩，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要付出多少的辛劳。陶敏曾对我说他走
的不过仍是中国传统的路子，不过由于他搞的窄，所以有可能搞得细一些。
他说的很朴素，但却很有道理，很有见地。有些搞大学问的，固然可以把摊
子铺得很开，但我还是相信庄子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
河，不过满腹。”（《逍遥游》）面对学术的海洋，我们一般的人，还是就
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一定的范围内搞得精一些、深一些为好。过去的十
年，古典文学研究也确实是五花八门，陶敏同志并不去赶热闹，老老实实地
读书，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考过去，而终于写成八十余万字的实实在在的著
作。我始终认为，搞资料的搜辑和考证，是一种造福于他人的、使大家受益
的工作。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
使人乐其易。”（《十七史商榷》自序）我们搞唐代文史的人，不是到现在
还感受到岑仲勉先生几部考证之作的好处吗？我深信，陶敏同志这部著作的
出版，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许多我们可称引的具体成果，还将有助于唐代文
学研究界已经形成的踏实学风的进一步发扬。
1991 年春
注：该文是为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所作的序。
《唐才子传》研究的新成果
我与映逵同志，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是同行，就对《唐才子传》一书
的整理来说，又曾是合作者，——由我承乏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映逵
同志除了撰写岑参传的笺证外，还承担了全书的校勘工作，正如我在该书的
前言中所说，由于映逵同志的细心校阅，使得这部书在文字方面有一个扎实
的依据。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四册《唐才子传校笺》，是集国内有关专家之
力协作完成的，因为要对书中将近四百位诗家传记作笺证，无异是对绝大多
数知名的唐五代文学作家考索其生平事迹，提供其基本线索。这是一项大工
程，根据我们现有的学术状况，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在短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的本意，是想通过笺证，总结和体现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所进行
的关于诗人传记研究的成果，显示唐代文学研究在一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而这种水平是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新起点，希望今后唐代文学研究更有一个材料上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映逵同志又独立进行了对《唐才子传》的校勘、注释、补录
和辑评，在全稿完成、交付出版之际，他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前面说过，作
为同行和合作者，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但面对映逵同志以过人的毅力和辛劳、
本该由群体来作而却由他一人毕功的这部著作，我觉得他人的任何序言都是
多余的了，他为这部唐代文学著名文献所作出的业绩已经足够说明，撰著者
在学术领域中是怎样的一位勤奋的追求者。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繁杂，又由于我即将去国外进行一段时间的学术
访问，限于时间，我不能通读全稿。就我所读过的，我觉得映逵同志所作的
工作是切实的，对于一般愿意深入了解唐五代诗人及其作品艺术风貌的读者
来说，这本书十分有用。校勘细致而不繁琐；注释、补录简明确切，对前人
记述的疏误所作的纠谬补缺，时有胜义；辑评部分着重搜采后世的一些有代
表性的评论，似更切合原书的特点。这使我想起1984 年12 月，我与中华书
局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因为着手编纂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中
国文学家大辞典》，商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意，邀请有关的研究者在厦门
开会。会议期间，我与徐州师范学院吴汝煜同志谈起为《唐才子传》作笺证
事，我说笺证可以分头写，而校勘只能一个人作，我自己来作不免费时费事，
不易见效，颇以简选合适的人选为难。当时汝煜同志就向我介绍了映逵同志。
吴汝煜同志我是先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