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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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华出版清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
石柱题名考》，竟感慨万分，认为此书的出版“使我多年来的愿望成为现实”，
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卓识与远见，尤其令人敬佩”（《书品》1992 年第3
期）。无怪乎罗继祖先生难免带有很大情绪地说，“出版界不景气不知从哪
一年开始的，一时全国黄色淫秽书刊在逐利书商贪婪的操纵下满坑满谷，流
毒无穷”，而赞许“中华书局在这样的风气里，不顾一切，照样埋头出他们
所担负的所整理好的古籍”（《书品》1991 年第3 期）。我在这里不是王婆
卖瓜，自卖自夸，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告诉我，90 余高龄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带话，说他还没有在中华出过书，
颇感遗憾，他的一本论民俗文化的10 余万字论文集，宁愿不要稿费，还自己
买1000 多册书，也要拿到中华来出书。日前陕西师大史念海先生写信给我，
其中说：“犹忆数年前，尊驾莅临西安，曾嘱撰写有关历史地理学史一书”，
并说“亦曾将尊嘱转告白寿彝先生，寿彝先生亦亟赞成，并告以早日应命”。
史先生一再说此书写成后愿在中华出版。这些前辈学者殷切期望之情，既是
对中华学风的肯定，也是对中华工作的关切与鞭策。
以上是蔡鸿生先生所说的“乐也”之一。其二，则是《书品》的文章所
说的多是实话，无论是赞许或批评，都不作虚语，更无时下流行的广告语言，
动不动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读的，是一些批评文章。
在自己办的刊物上，登批评自己出的书的文章，有时一期还不止一篇，有时
还连续登，我想这在现在似还无第二家。奇怪的是，尽管有批评，这些书还
是照样有人买，有人读。因为批评者的意见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他们虽是
批评，但认为书还是好书，缺点或错误，有个整体估量的问题，这在有识者
是心里明白的。至于有时候报纸上登一条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把某一本书的
错误作不适当的夸大，这也不要紧。出版社应当有一种气量，应经得起批评，
经受得住无端指责，甚至攻击和谩骂。古人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学
者，一个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论的，要有杜甫所说的“不
废江河万古流”的器识与度量。我想，这也是《书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书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华编辑部的人写的。
我做过30 多年编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
志说过一句名言，说编辑好象理发师，一部书稿来了，好象进来一个要理发
的人，头发蓬松，胡子满脸，经过编辑仔细审读加工，书稿干干净净印了出
来，好象这位客人头发整齐，满脸红光，出了店门。因此，一位责编是最仔
细的第一个读者，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评论者。我看了《书品》上几位编辑同
志的文章，深为文风的于平实中创新而欣慰。
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
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
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
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
局当时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
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
受某种潮流的冲激，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操劳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编
辑应当把学者化作为自己进取的目标。读者当可从《书品》中看到中华书局
的编辑，是怎样把自己定位的。
我想，这就是《书品》创刊十周年时人们得出的一个共同感受——《书
品》，与著者、读者起沟通作用的桥梁，希望它永远坚固。
历史的沉思
最近抽空读了两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一本是晚清容闳的《我在
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一本是美国人A·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题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两本书一起读，感到很有意思。不
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学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认真的思考，倒
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繁琐的事务中稍有超脱，起一种悠然的历史的遐想。
容闳的书原是用英文写的，1909 年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5 年
出了中译本，取名为《西学东渐记》。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所必读的书。
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1949 年下半年宁波刚解放不久，我还在中学读书，从学
校图书馆尘封中检到这本书。中译本用的是文言文，但接近于林琴南译《茶
花女》那种文体，我当时虽是高中一年级，倒是大体上读了下来。解放初对
“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当然很深，而容闳的这本书却使我知道了美国生活的
另一面，但也使我疑惑，觉得象容闳那样眷恋故土，一心希望国家富强的志
士仁人，却认为只有西方教育才能救中国，这倒底对不对呢？
现在的中译本是由王蓁同志翻译的，比起原来的译本当然有极大的提
高，用现代汉语译也更接近于原作的精神。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原来的书
名《西学东渐记》似乎更能表达容闳作书时的用意；“西学东渐”这一简单
的词组，真能勾勒出那一整个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不少忧国伤时之士的深
切情怀和血泪向望。
1828 年容闳出生于澳门以西一个小岛（现属广东省香山县）上的穷苦人
家，1839 年进入英国传教士郭施拉夫人创办的学校，后又升入一所英国商人
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后来容闳随这所学校迁往香港，中间曾因父亲去
世，生活困难，辍学在一家印刷厂做工。由于他勤奋向学，刻苦上进，受到
学校的重视，遂于1847 年他16 岁时由马礼逊学校的教师美国人勃朗带到美
国学习，并且进入美国第一流学校耶鲁大学。他于1854 年毕业时面临人生道
路的选择。这时他已是美国公民。就在这时，他思想中极可珍贵的火花闪现
了，他说：“教育已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
他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他真诚
地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他作了今天使人读了尚为之感奋的决
定：“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
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
的引路明灯，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容闳始终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这一番话完全是出于内心，一点虚伪、
做作都没有，而且此后他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当时完全相信美国所代表
的西方生活方式与思想远胜于他“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的故国。虽
然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但这样的社会却在在使他失望。他回国以后
所接触到的现实，最使他伤心的，是“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
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他认为清朝政府必然走
向没落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腐败”，“一切都是交易，出价最高者就可以
得标”，“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的组织”。
容闳根据当时的现实，说：“中国的历史，和她的文化一样，至少有两
千年之久，就像一潭死水，充分表现出陈陈相因的民族特色。”正因此，他
在童年时一见到郭施拉夫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
在我的面前”。
容闳凭他的英语能力，凭他的学识，回国以后，在洋行中做事，经商致
富，是一帆风顺的路。事实上也有人保荐他做买办。但他终于谢绝，说：“买
办固然是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奴仆性质。”他在回国后曾对他母亲说过，
“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后来在不同职务中，他总是把这一信念
牢记心中：“至少有一个中国人是把洁白的名誉和诚实的品格看得比金钱更
重。”
正因如此，他不屈不挠地努力，说服曾国藩和其他一些实权人物，争取
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当清朝廷根据容闳的建议，决定分批向美国派遣12 至
14 岁120 名学生时，真使容闳感奋不已，竟高呼“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
新纪元”。他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从而建立起以西方文明为基础
的东方文明，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
近代社会确有不少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多数着重于兴工厂、办洋
务、开宪政，等等，只有少数人着眼于教育。第一个出使于英国的郭嵩焘，
根据其亲身经历，曾说“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西方之所以强盛，
“其源皆在学校”。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学术”
（《严复集》第11 页，中华书局版）。曾参加变法维新而被革职的诗人陈三
立，在一篇传记中，转述传主的话，“以为富强之术，宜专教育人材”（《散
原精舍文集》卷二）。
但结果怎样呢？容闳所极力主张的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终因官场的倾
轧，封建当权派的无知与偏执，未到年限即被中途召回，这批学生遂即也就
星流云散。
容闳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在看来，在他那个时代，
那个社会，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了。现在问题是，他
的那套想法究竟对不对呢？他的那套教育设想，即“将西方教育与东方文化
交融在一起”，并以为这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倒
底有没有价值呢？
似乎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本世纪80 年代初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
A·柯文写了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极富思辨色彩的文笔来回答应当怎
样看待近代中国发展的走向，决定中国发展走向的到底是哪一种力量。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确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它较全面地介绍了
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代表学者，他们治学的方法、成果和趋向，
另一方面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并对其他有关的论点进行分析
和批评，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西方的影响有极大的参照
作用。
柯文以整整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和批判了三种西方中心的模式，这三种
模式分别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它
们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是
始终不可能产生近代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的，只有西方入侵，才引起中国社会
内部的变化。此书第二章一开头，即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三种模式的共同
主张：“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
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作者在另一处说，美
国历史学界，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本着“从19 世纪继承下来
的一整套假设”，那就是：“认为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
态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无力自己产生变化，因此需要外力冲击，促使它
产生巨变；而且只有西方才能带来这种外力；最后认为随着西方的入侵，‘传
统’中国社会必然让位于一个新的‘近代’中国，一个按照西方形象塑造的
中国”。
作者是对美国同行所作的批判，但读了这些文句，却使人感到美国史学
界自我批评的勇气；正因能这样正视自己，不隐讳自身的短处，才有真正的
活力。
其实，作者认为三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的“一整套假设”，也不尽然。上
面说过，象容闳这样赤诚为报效祖国而奔走呼号的中国读书人，即坦诚地主
张“以西方文明为基础”来建立“东方文明”的。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旧中
国变为新中国”。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曾向张之洞建议，一方面要聘请外
国人士在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担任顾问，另一方面还可挑选一
些年青有为的学生在这些外人手下工作。容闳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使政
府根据西方方式改造中国的行政机构，使它们根据西方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