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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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甚至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必须以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他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同时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他身先士卒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在梁漱溟倡导下，建立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纵观梁漱溟整个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意欲”是他始终抓住并毫不放松的核心概念。从“意欲”出发，梁漱溟建构了庞大恢弘的思想体系。
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运动，也是梁漱溟思想从佛家转向儒家的重要标志。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也就是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释本开新”重建儒家传统。梁漱溟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第二种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第三种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书中梁漱溟提出了所应持有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先生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调和持中”的态度，其实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普遍态度。
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最能代表梁漱溟早期崇佛的态度。在“穷元”部分，他在分析佛家本体论之法性、唯识两途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其元哲学的三重意义：一是不可思议义，二是自然规则不可得义，三是德性规则不可得义。
在“决疑”部分，梁漱溟首先赞扬了伯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柏格森对生命和世间的理解，同佛教中有关解义极为相像。梁漱溟依此为重点，着重探讨了苦乐问题。苦乐观是人生问题的核心，也是梁漱溟自放弃功利见解后苦思冥想的焦点所在。梁漱溟认为，人的欲望无尽头，若以如愿不如愿衡量，则世间苦量远远大于乐量；而且苦境乐境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乐，也没有绝对的苦，所以富人不见得比穷人更快乐。就是世所向往的文明社会、大同世界，也绝对不能根除众苦。他不但不反对随顺世间，而且于出世间义，也作了不离世间、直面现实人生的探讨。
梁漱溟趣事：
梁漱溟生性冷淡，看似不苟言笑，其实也不乏幽默。1944年，多方机缘巧合，他与北师大的陈树结为夫妇。在桂林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使得仪式一时无法结束，但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于是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在文革期间，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梁漱溟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所以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其中有一次专门针对他召开的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熔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满堂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考虑到老人的健康，他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面写着：“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和蔼之态清晰毕现，诚如赵朴初对梁漱溟的评价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第三节 新儒学（3）
冯友兰
——新理学的创始人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是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为数极少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匠之一。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新理学体系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少数几个哲学系统之一。由于冯友兰本人一再声称他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讲的，所以这个系统通常都被划归到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之中；但实际上，冯友兰思想系统是有着广泛的思想来源的。
冯友兰一生发表中、英文著作近500万字，晚年又写成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冯友兰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哲学思想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冯友兰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六书指“贞元六书”，是他的哲学创作。
蔡仲德先生曾经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关，自成体系，终成一代哲学大家。
生平：
冯友兰于1895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冯友兰父亲排行第二，名台异，学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其父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整个家族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冯友兰在七岁的时候，开始在私塾读书，当时读的是《四书》。旧式的教育是以强记为主，聪明的冯友兰能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冯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举家迁往南昌。在这段时间里，他又细读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冯友兰的父亲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任务落到了母亲吴清芝的身上。在母亲的倡议下，家里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教育冯友兰，开设有古文、算术、作文等功课，他的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冯父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拘泥于教条，在闲暇时常常指导冯友兰写作，也时常开导他们多接触新事物及新思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冯友兰的父亲意外死亡。在母亲带领下，全家又搬回了老家唐河，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冯友兰上学。母亲主张请先生到家，教育子女打好中文底子。冯友兰母亲的思想比较开明，希望找年轻的老师让他们接受新教育，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教书先生。在母亲的建议下，他和弟弟以及堂兄报名参加了县公立学堂的招生考试。最后冯友兰以初试第二名、复试第一名成绩顺利进入公立学堂读书。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后，因局势混乱，学校被迫放假。回家后不久，1912年春天，开封中州公学恢复招生，冯友兰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学习。这年冬天，冯友兰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在上海毕业后，冯友兰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专业进行专门系统的学习。1918年毕业，冯友兰和在河南女子师范学校任预科算术教员的任载坤结婚。决定回家时，好友们劝导说如果回去的话，按照封建的传统，他的爱人任载坤可能要被留在家中。但冯友兰很了解母亲，果然到家以后，他们住了没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的时候，冯友兰母亲就催着他们走：“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冯友兰夫妇又回到开封。
1919年冯友兰通过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在校时，由于官方费用不能及时发放，冯友兰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4年写了《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中教材，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将其同程朱理学相结合。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次呈现出中国哲学的全貌，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在中华民族最为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里，冯友兰创作的哲学史作品是《中国哲学简史》，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哲学书，把中国哲学的精髓用很简单的话语表现出来。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建构了几十年来广泛为人讨论的新理学体系。
1946年冯友兰赴美担任客座教授。1947年，在南京政府节 节 退败的情况下，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解放后的冯友兰在学术上很不顺利。1950年刚刚解放时，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他的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自己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
第三节 新儒学（4）
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友兰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1972年尼克松访华，由于冯友兰早年在国外备受关注，他被列为外宾访问对象时，才得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环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冯友兰也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教训以及七十年代的思想变化，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冯友兰在九十岁的时候，向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说自己悟到的处世道理，他用庄子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表达了自己的处世之道。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当时冯友兰双目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