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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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之所以称之为“心学”，盖因王阳明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传习录》上）。他认为天下一切事物无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即心）而存在，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具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阳明心学”由孟子的“心性”学说一脉相承发展而来，是一个“人性论”的概念。孟子认为人类具有天赋的道德知识和天赋的道德能力。如果缺乏后天的道德教育，受社会坏风气的影响，就会失去良知。王阳明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使良知变成一种道德意识和是非标准。王阳明看到人性存善存恶的两面，故此提倡以“致良知”去修身养性，为善去恶。
王阳明以他富含特色的心学体系，革新了儒学，为东方儒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道路，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从而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王阳明心学是中国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先驱，是世界思想宝库中的珍宝，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世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阳明的故事：
明朝的王阳明《传习录》中有一个故事，说王阳明在山中，他的朋友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第四节 东林学社（1）
顾宪成
——东林名联传天下
人物介绍：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初七，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二十三日。
学派：
治学属于程朱理学派。
顾宪成幼即有志于学，削官里居后，益潜心研究，力驳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在地方官欧阳东凤、林宰的协助下，于万历三十二年修复宋代杨时在无锡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于孔兼等讲学和集会。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不满朝政的士大夫闻风相附，学舍至不能容。他还联络李三才等，反对贵族大地主集团，从而得到相当的支持，致东林名声大著。
生平：
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家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成奋发读书的决心与进取向上的志向。
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既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
隆庆四年（1570年），顾宪成补邑庠生员。
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习书经》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顾宪成从此闻名遐迩。翌年作《学庸说》，认为治学的正道不在考究词章，而在探求理学真旨并身体力行之。
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当时，得中进士的人就可进入官场授户部广东司主事，督理边饷，顾宪成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这个时期，顾宪成革除陋规积弊，颇得舆论称许。并上书次辅申时行，主张朝廷应进用贤能，罢斥小人。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时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的张居正病情加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歌功颂德的心理，便联名醵金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认为现在全国官场风气日下，不问是非，一味迎合顺从，朝政败坏到了让人忧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他便拒绝参加。同事担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击，便好心地代他签名出钱，顾宪成得知后立即骑马前去将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现了不附权势的耿直性格。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没有受到追究。
万历十五年，顾宪成再次入京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因议论京察，上疏忤旨，被连降三级，调任湖广桂阳州（今属湖南）判官。他感到从政以来有愧于古人和黎民，将自己居所题名为愧轩。次年改升浙江处州府推官。这一年，他重订了《大学》一书的章句。
万历十九年底，顾转任福建泉州府推官。第二年被推举为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继作《大学通考》、《大学质言》，重申前说。四月继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历任验封司、考功司员外郎及验封司、文选司郎中等职。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也有责任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万历二十五年，顾宪成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并约集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地学者至无锡讲学，从正统理学宗旨出发，力斥佛教的邪说、王阳明的心学和泰州学派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形成东林学派。
万历三十二年，倡修东林书院与道南祠，与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学于东林书院，时称东林八君子。顾宪成任首任主讲，审定《东林商语》、《东林会约》，规定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撰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鼓励学者经世致用、锐意进取。各地学者闻风响应，云集东林。他们除讲解儒经、切磋义理外，还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斥时弊，震动了朝野各界。当时，参加东林讲学活动的人被称为东林党人。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复，廷臣之间因东林官员李三才能否入阁发生了激烈的党争。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攻击朝廷内有许多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勾结一起，结成“东林党”。这样东林书院公开卷入政治漩涡，许多士人惧怕因与东林书院有瓜葛而罹祸，因而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抱回避态度。但顾宪成认为东林讲学不能因为有人攻讦，不能因为政局变化，就改变讲学议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要按原定计划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全部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混为一谈，弄得吏治大败。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从此，国家政治更加枯燥。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景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顾于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病逝，终年62岁。
第四节 东林学社（2）
顾宪成的思想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数沉溺于科举功名之士和从事考据、词章之士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猎取名利的手段，而且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脱离社会实际地空谈玄理。顾宪成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学术观点，从现实和封建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沉溺功名或空谈心性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学术思潮都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具体学问的漠不关心。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做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是非，注重气节 ，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学术思想方面，顾宪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法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主张“理”在“气”先，“理”是主宰，“气”从属于“理”。他同朱熹一样，把“理”也称之为“太极”，说“性，太极也”“太极，理也”。他按照朱熹“理生气”的观点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借《周易》的传统观点予以论证。顾宪成还借用《周易》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作为他“理是主宰”的本体论立论的依据，并以此说明“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揭示释氏“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的谬误，批评王学末流引释入儒或混儒释为一，针对性十分明确。
顾宪成曾明确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但他与朱熹不同的是，为了突出人的本性“善”的作用和地位，还从《周易》中万物生成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善”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样，“善”与“太极”（理）一样，不仅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而且具有“天之德”、“地之德”的宇宙本性。
顾宪成还进一步从对《周易·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阐述“善”不仅有天地之德的宇宙本性，还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不仅把以“善”为主体的、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人性论赋予了本体论的内涵，而且把封建的人性论极端神圣化和永恒化了。顾宪成如此抬高性善说，正是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风行之后，学术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他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
针对“无善无恶”说在知行观与伦理观上“不说工夫”、取消道德修养的倾向，顾宪成竭力反对“不学不虑”、“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