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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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司马光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
　　司马光的思想
　　由于司马光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学术上也主要是笃志于史学研究，对理学的贡献不及理学的其他“五先生”那样宏富精深。然而，他在经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事中完全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的，并且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按照儒家的标准，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马光确实是一位纯厚的名儒大贤。综合起来，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天命论”思想。司马光相信“天命”，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还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助”的观点。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理学思想。对于理和气的关系，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就是说，司马光把“虚”看作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质性的“气”看作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总起来说，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和二程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10）


　　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们对修身治国的“君子”“贤人”之基本要求，讨论得很多，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训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他是在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认为，有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不过是欺人之谈。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人物言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意思是：生活环境从节　衣缩食变成丰衣足食，轻而易举；若是丰衣足食变成缩衣节　食，那就面有难色。
　　现实意义：告诫我们要节　俭朴实，反对奢靡的生活。
　　故事：司马光训俭示康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　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
　　这种节　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训俭示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　俭朴实。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及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叶适
　　——温州“商圣”
　　人物介绍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先生，卒谥忠定。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方面都有成就。
　　学派
　　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叶适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其著述自成一家。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当时的叶学声望很高，其地位能与朱学、陆学构成三派鼎立之势。
　　总的看来，朱、陆、叶都是儒家学者，但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朱、陆阵营虽有“理学”、“心学”之别，但同属于理学阵营，叶适则采取了同理学相对立的态度，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
　　生平
　　叶适出身寒微，其母嫁叶家时，因水灾而到处漂流，迁居21次，家计更加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
　　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十分密切，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
　　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　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为母守孝，改作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
　　叶适与陈亮同生于南宋偏安时代，他和陈亮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在奏疏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主和派，指出主和派的所谓“乘机待时”之论，只不过是苟且偷安，阻挠抗战之托词。同时，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在用人上缺乏定策，在法度上因循守旧的积弊。上书请求孝宗“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这本奏折虽然对孝宗触动很大，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38岁的叶适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当时发生了兵部侍郎林栗上疏弹劾朱熹的事件，纯系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倾轧，但为了维护正直的知识分子之发言权，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作辩护，主要目的在于严辨是非，不全只是维护道学而为朱熹鸣不平。
　　公元1189年，宋光宗继位，叶适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以后又被召入朝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时，光宗在悍妒皇后李氏的控制之下，与其父孝宗不和。不久，孝宗病死，光宗竟不能服丧，弄得精神失常。于是叶适提议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得到光宗的允许。不久，光宗因身体不好，准备退位，宰相国正辞职。接着叶适也遭弹劾，降了两官，主管冲情观，差知衡阳，但他没有就任。以后，又起用他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其权位，倡议北伐金国，叶适不同意这种缺乏准备而无胜利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上疏请求从长计议，“修实政”，“行实德”，先作好收复中原的准备。他讲的“修实政”，是指加强练兵，使足以制敌，训练好大小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所谓“行实德”，就是减轻赋税，节　约开支，让老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然而，当时执权柄的韩侂胄听不进去，他调叶适权任工部侍郎，又改权吏部待郎，兼直学士院。叶适辞去兼职。不久，韩侂胄便会照诸将、四路出师，叶适又劝他先加强长江防务，侂胄还是不听，不久，各路军马皆大败，这才调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江淮一带的防御。从此，叶适便担负了守卫江防，抗御金人入侵的重任。他总结了孙吴“以江北守江”的经验，请求节　制江北诸州，自愿担当起保卫江防的重任。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11）


　　叶适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亲自带兵上前线，参加了抗金斗争，为保护国家建立了显著的功勋。对于如何抵抗金军，收复故疆，在叶适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办法。如前所述，叶适认为，要恢复故业，必先改良内政，最切要的是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内部的阶级关系，防止内部动乱。韩侂胄急于求功，单纯依靠不堪一击的宋军去与敌人硬拼，结果劳师糜饷，溃败而归，不但白白丢送了很多将士的性命，而且使江浙一带的人民再一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节　制江北诸州的任期内，初步实践了他的抗金计划，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击退金兵之后，叶适被提升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此后，他又以实行屯田，建立堡坞的办法来巩固边防。三大堡建成之后，流散的百姓逐渐回来，这说明叶适的办法的确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可惜的是在叶适的计划尚未全部实行的时候，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获罪被诛，本来是韩侂胄一党的中丞雷孝友，反而弹劾叶适的附和韩用兵，朝廷以此罪名追削辛弃疾等主战人士官职，叶适也被夺去官职。此次事件，是叶适一生的转折点。从淳熙五年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夺职的29年间，是他学业已成，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从开禧三年到他去世的16年间，是叶适回到故乡永嘉从事讲学和整理著述的时期。叶适同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是他从50岁（1207年）被夺职回乡到74岁（1223年），经过16年的潜心研究才形成的。叶适晚年住在永嘉城外的水心村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称他为“水心先生”。
　　叶适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