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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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宋神宗继位。正处于血气方刚、富于进取之年的王安石，敏锐地看到北宋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的变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对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之无愧。但是，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改革家历来命运多舛。从秦国的商鞅，唐朝的刘晏，到明代的张居正，晚清的谭嗣同，他们或受车裂，或被砍头，即使本人已死，还得被政敌开棺戮尸。当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有寿终正寝的，也有忧郁而死的。王安石就属这一种。他给积重难返的北宋王朝开了一剂良方，却由于操之过急，用人不察而失败。
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年幼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不到一年，王安石苦心孤诣制定和推行的新法尽被废黜。公元1086年，王安石饮恨逝世，他的生命几乎是与新法一起结束的。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流芳千古，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和散文都很著名。他还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诗歌，风格雄健，遣词精练，常用散文句法写诗，对后来宋诗发展影响很大。
王安石的新学思想
王安石一方面吸收老子的道德为己服务，另一方面又指出，老子之不足在于唯道是称，过分强调了道的自然无为，而忽略了道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功用，没有重视礼、乐、刑、政等形器方面的内容。事实上，道是体用一源，本末相依，既言自然，也涉人为，所以仅言自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形器方面的因素，充分发挥礼、乐、刑、政等社会政治制度和措施的作用。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安石注《老子》之目的，是对老子之道论进行一番改造，将儒家的政治学说与老子之道统一起来，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他从本末体用的观点来论老子，而最终必然要归结到现实的政治改革中去。”
北宋国家的“积贫”、“积弱”局势，使他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而如何变革现状的问题，又迫使他深入地去探索世界的本原是计么，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动的，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对哲学问题的深邃思考，终于为其政治改革主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改革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使他既不像某些哲学家那样偏重于从理论兴趣去探讨哲学问题，又不像某些改革家那样出于纯实际的考虑去解决现实问题。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8）
在思想上，王安石是北宋唯物主义哲学路线的重要代表，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他的运动观可概括为：万物皆变；物变万殊；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为新故相除。王安石“山川有理有崩竭”这句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全部哲学体系最重要的命题。它表达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事物，即使是高山大川，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才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事物是僵死的、不动的，则不合乎道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五帝到北宋历经3500多年。这期间朝代兴衰更替数以百计，都与人才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王安石辅佐神宗推行新政，振兴北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才思想。
针对北宋的国情，王安石明确指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他主张革新教育制度，把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他坚持以德才兼备为选才标准，反对以出身、资历论人才；他力主用才应用其长而避其短，并且“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王安石认为：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即使是自然天赋极为奇特的人，如果没有教育，也很难成才。他曾写出《伤仲永》这样一篇短文，在情节 上虽有夸张、离奇之处，反映的思想是比较正确的。尤其是王安石把“不受之人”看成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切中了问题要害，并通过这个典型，以小即大，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对人才成长有重要作用这一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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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园：王安石故居半山园在南京清溪路附近的半山亭，今海军军事学院内。王安石生在江西，却与金陵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金陵度过青年时代后，又来此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年，逝世后葬于钟山脚下。
1076年，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不久，与保守派发生争端，遂于是年10月复求罢相，赵顼应允，给王安石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回到金陵后，王便一直没去衙门视事，第二年六月辞官，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的白塔为自己建造了这所居室。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国医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皇帝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排夺”，又称半山寺。
明代半山国划入皇宫禁地范围内，清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在半山国故址重建半山寺。咸丰时被毁，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宣统时重修。
故事：王安石巧对联成双喜
庆历二年，踌躇满志的王安石赴京赶考。带着书童，晓行夜宿，赶往东京汴梁。这日到了江宁的马家镇，恰逢该镇首户马员外在征联择婿。原来，马员外是家有万贯钱财，只有一女。此女不仅俊秀，而且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是无所不通。马员外视女为掌上明珠，依女以文择婿。据当地人说，一共有三关。第一关，即是门上所挂两盏硕大走马灯，一盏上书：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步”为仄声，当是上联。王安石一看，赞叹道：真是好句。可惜我没有时间在此地耽搁，如有时间，一定要会会这位才女。感叹自己无缘，只好与书童继续赶路。
王安石会试时，飞书走檄，斐然成章，第一名交卷。主考官是当代著名文豪欧阳修，时任参知政事、太子少师。他见王安石少年英俊，不由心中欢喜。便问到：答题如何呀？王安石道：学生自认尚可。欧阳修一指厅外的飞虎旗道：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知是主考官出联，联尾的“身”乃平声，应为下联。以下求上，往往难度较大。转念一想，不由心中“呀”了一下，便答道：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欧阳修一听，好对，大喜。尔真乃才思敏捷也。王安石却心中暗想：那才女是吾之贤助也。
拜别主考官，王安石日夜兼程，赶往江宁马家镇。赶到马府门前时，看见两个家人无精打采，站立门旁。面前有一案，案上笔墨纸砚齐备。王安石拿起笔来，龙飞凤舞，一挥而就。一个家人懒怏怏拿起，送入大堂。
马员外看后喜出望外，请王安石入堂，以晚生拜见马老。小姐在内隔帘观看。但见王安石英俊年少，气宇轩昂，话声朗朗，已是喜上眉梢。也是王安石满腹经纶，后两关自然轻松而过。两情相悦，终身立定。正在此时，又有飞报传来，王安石为钦定第四名进士。王安石此时喜不自禁，抓起笔来，在红纸上大书连体喜字，家人、丫环纷纷拿去，到处张贴。这就是后来中国人在办婚事时，到处张贴大红双喜的由来。王安石仍觉意犹未尽，又写一对联：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
从此，王安石外有欧阳修教诲提携，内有马小姐贤助辅佐。终于成为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9）
司马光
——资于治道；鉴于往事
人物介绍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学派
儒学大家，宋代理学的开创人之一。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儒学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同尊为北宋理学“六先生”。由此可见，在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司马光是居于重要地位的开创人之一。
生平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深有素养的父亲司马池的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父亲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 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烫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
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司马光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样，他到15岁时，所写文章已被人称许为“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司马光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司马光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