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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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道教演变为比较完备成熟的宗教，从民间宗教转变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成为与儒、释鼎立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极大。
儒道佛思想的碰撞交融
汉朝气数既尽，魏王曹操应时而出，他不喜欢儒士，送人的送人，杀的杀，统一了几乎整个北方。而“仁厚”的刘备，江山断送在儿子的手里。此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王朝，又恢复了儒术的统治地位。三国至唐这一时期，儒学渐大，但并非一帆风顺。佛教与道家思想对儒学有很大冲击，但其他思想从者甚少。魏晋以来，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
在思想上，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汉儒正统思想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纷纷对它重新估价，并寻求为新的士族服务的思想武器“清谈玄学”来代替它。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也有凌驾儒学之势。唐朝义理思想的精彩不在儒家，但政治与典章制度是继承春秋两汉下来的，那是归于中国的正统。这样唐朝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落在那里呢？这其中的义理便是吸收外来的佛教，但并不能以佛教来治国平天下，因为佛教的重点不在此，佛教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如此。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1）
魏晋时代的名士专谈三玄，三玄是老子、庄子与易经。魏晋的三玄以道家的精神为主，所以讲老庄是相应的。可是易经是儒家的经典、孔门的义理﹐以道家精神来讲易经并不一定相应，但也有所发明。魏晋时代的学问由儒家的主流岔到了旁支的方向。
随着而来的是南北朝，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在此段时期中国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佛教的工作。可是隋唐的政治文化又回到中国原有的。由魏晋谈三玄的歧出﹐再经南北朝的吸收佛教（佛教是外来的﹐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离儒家的骨干更远﹐此即歧出中的歧出。这一段时间很长﹐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共约五百年的时间﹐经谈三玄道家的复兴为桥梁进而吸收佛教﹐这个阶段为中国思想歧出的阶段。
先秦以来宗教家和辞赋家显然不同。宗教家的神仙观念核心在信仰，最终要落实到养炼之类的求仙实践；辞赋家的神仙观念则出自幻想，表现在文学作品里，主要是精神的宣泄和寄托。魏、晋文人生存在这两种潮流之间，对这两种观念各有解会，具体人在创作中的表现也各种各样。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嵇康
——博学多才的音乐家
人物介绍：
嵇康（223～263），字叔夜。因做过中散大夫的职位，又称“嵇中散”。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
学派：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晋书》文风严肃，极少在人物的相貌上花费笔墨，对嵇康却破例作了详尽描述：“身长七尺八十，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嵇康无论是身材仪表还是气质风度都美妙绝伦，是一个不用打扮就能倾倒天下的美男子，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艺多面手。
生平：
嵇康的远祖本来住在嵇郡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后来为避怨仇，迁徙到了谯国秖县的嵇山北侧（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西15公里）。嵇康的父亲名叫嵇昭，字子远，负责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早卒。母亲孙氏，温柔慈祥。兄长二人，长兄名、字不详；次兄名喜，字公穆，曾任晋朝的徐州、扬州刺史，官至太仆、宗正卿。嵇康出生不久，父亲就过世了，由母亲和兄长抚育长大。
由于嵇康自幼励志勤学，“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后来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他读书的方式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重在理解，得其要领，阅读面很广泛，特别喜欢《老子》、《庄子》，声言“老子、庄子，吾之师也”。魏明帝太和二年（228）下诏尊儒贵学，贡士以经学为先。当时嵇康才6岁，处在魏陪都谯郡这样的特殊地区，必定接受过儒学的教育和熏陶，故而有《春秋左氏传音》一类的著作，而且在现存的嵇康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易》、《书》、《诗》、《春秋左传》等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
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他擅长弹琴作曲，相传他的作品合称为“嵇氏四弄”。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传说当年嵇康学得《广陵散》，是由仙人所授。嵇康早年携琴去洛西游览，有一天晚上，他投宿华阳亭，当他弹琴时，忽然有自称古人的来客求见。随即两人共谈音律，非常投机。后来仙人索琴弹奏一曲，将其授于嵇康，弹前提出一个条件，学成之后，不得再传于他人。仙人随后便在琴上奏出一支美妙绝伦的曲子，嵇康听得如痴如醉。这首美妙绝伦的乐曲就是《广陵散》。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一直遵守誓言，从不传授他人。
博学多才的嵇康善书法，尤工于草书，墨迹被列入“草书妙品”。他诗文俱佳，文风犀利，泼辣洒脱。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三国志》中记载：“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比嵇康小9岁的陈寿写《三国志》时，处在西晋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因形势所迫，对嵇康只能这样略带一笔，分量却是很重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接受过儒学，崇尚教育而又扬言师法老庄玄虚之道的嵇康，不只是舞文弄墨，“文辞壮丽”而已，他还有“尚奇任侠”，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他并不怎么苟同于庄周的“齐物”（齐同万物），而是“抱玄守一”，是有所抱负、有所坚执的硬骨头。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嵇康16岁那年，写了《游山九咏》，明帝对他的文辞很感兴趣，问旁边的人：“这人在哪？我想提拔他！”就把他封为浔阳长。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2）
嵇康个子很高，有七尺八寸，约相当于现在的1。88米以上，“美词气，有风仪”。嵇康20岁前后，被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看中，把女儿下嫁给他，成了皇室的外戚，迁郎中，拜中散大夫，第七品，并无日常事务，属于散官。嵇康有了俸禄六百石、掌议论的中散大夫这个虚衔，举家迁往曹魏宗室聚集的河内郡，居住在山阳达20年之久。
正是在这豫、晋两省交界之地，在磊落雄壮的太行山环抱中，在那清幽的灵山秀水之间，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相与友善，常聚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他们摒弃礼俗，弹筝抚琴，饮酒咏诗，清谈玄远，高倡自然。东晋秘书监孙盛上距魏末已近百年，犹能感受到“七贤”之风，可见“竹林七贤”的活动，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影响非常之大，声誉非常之高，其中坚人物当首推嵇康。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逍遥于林泉之间，狂放不羁，固然与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但更为切实的原由是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威逼和利诱。而司马氏集团恰恰是名士们的克星。特别是司马师，不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且颇有才学，几乎与正始清谈的领袖人物何晏、夏侯玄齐名，他代父掌权之后，更是加紧网罗人才，“礼”、“法”并用，软硬兼施。山涛、王戎、阮籍等相继走出竹林，但嵇康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坚决与之斗争，展现出他思想、性格任性的一面。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可嵇康政治上倾向曹氏集团，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又锋芒毕露，公开发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因此颇招嫉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便诬陷嵇康“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问斩的消息传开，群情激奋，学子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心中总是不安，当场决定：处以死刑。
临刑前，嵇康以一曲《广陵散》来表达他的心绪。曲调反复哀怨地进行许久，终于戛然而止，然后嵇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学这支曲子，我始终不肯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绝矣。”一代名士，终究难逃权臣魔掌，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年仅四十一岁，留下广陵绝响，千古遗憾，蒙上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
嵇康思想：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并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
嵇康身处魏末玄学兴盛时期，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对玄理有自己的见解，他崇尚老庄之学，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在政治思想上嵇康“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破除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繁琐礼教。
嵇康在思想上基本属于道家一派，同时又研练名理，信仰神仙，提倡养生术。他把道家的外荣华、去滋味、清心寡欲、遗事坐忘等保性全真之术当作导养以尽性命的主要手段。他在阐发这种具有独特内容的神仙思想时，又显示出对现实政治的激烈、尖锐的批判精神。
他又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修炼所能致，然而如导养得法，常人也能够长寿，与流行的服食飞升神仙之说有所不同。他著有《养生论》，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他所提倡的养生术的理论基础是老、庄思想。他更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