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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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7　月21　日


靓女穿洋文衬衫

有些事情似很可笑，实很可哀；乍看去只是一点人间色相，细究之却包
藏着值得思索的问题。看你是否能触类旁通或顺藤摸瓜。

《报刊文摘》摘录《经济晚报》7　月3　日一则报道谓：上海江宁路一时
髦女郎，身穿一件后背印有外文的衬衫，仔细一认，系英文“本人是精神病
患者”字样。据该女郎称，系花200　元从个体时装精品店购得，是正宗外国
进口服装云。

可以想见，这类标明穿者特殊身份的服装，是一种专供患癔病的病人使
用，使旁人能识别并对病人加以防范或照顾的特制品。慨自崇洋成了时尚，
进口货成为新潮人物炫耀之资以来，这类笑话已经出过不少。前些年已有报
道，说有些不识外文的女郎，穿着印有“请吻我”、“请拥抱我”等英文字
样的T　恤衫招摇过市，以为时髦。这类衣服本是西方街头妓女用以自标身份
招徕猎艳者而穿的。无知而崇洋，于是自取惹笑之果。

但也不必过分嗤笑这些无知的女郎，以洋自炫的现象也见于文场。一些
新潮文人对西方某些思潮的内容并无所知，就胡乱搬用新潮概念，大打术语
战；或所知不多，将本国不同环境不同性质的事象乱用别国的概念和意象来
附会，与靓女之乱穿舶来的怪异服装有何两样？当年鲁迅曾讽刺彼时的新潮
文人，什么主义的宗旨尚未弄懂，牌子就先挂出；有如近视眼看匾，匾上写
的是什么字还没认清，就强作解人，天花乱坠地议论起来一样。

这位女郎自称是从个体时装精品店买来的正宗进口货。夫正宗进口货，
是必须国内商家经过采购才能输入，这之间要经过外贸、海关等等一系列的
手续。这家精品服装既系“个体”，容或不识洋文，不知这类特殊服装的特
殊用途，那么原来办国外产品采购、检验商品的各道手续，总该是懂外文、
识洋务的人办的吧，何以要将这种疯人服装输入而且通行无阻地流入市场
呢？记得前不久，传媒有多次报道，说有好几批数量颇大的洋垃圾输入国内，
处理它们都十分麻烦。比较起来，输入点无毒的疯人衬衫就算不得什么了。

希望输入洋垃圾是采购或检查失误，而不是崇洋到连洋垃圾也在该崇之
列。否则，较之靓女之穿疯人衬衫，那份悲哀就更沉重了。

1996　年8　月2　日


睫在眼前长不见

全国不少城市近来都在对不很文明的市招、商品牌号、广告用语进行整
饬，多数是古里古怪的洋名称，有些则是与皇家的豪华奢靡相联系的风流冶
艳的牌号。或崇洋，或慕古，传媒揭示出来的有些市招和牌号还十分怪诞刁
钻，在稍明事理的人看来，其实是肉麻当有趣。

市场竞争中，招牌和品名要求新颖吸人，无可厚非；偶尔有一两处刁钻
古怪一点，也可以容忍。但崇洋慕古成了风气，一大片一大片地出现唯洋是
尚唯古是炫的招徕路数，这就成了社会意识的不正常，属于精神文明的问题
了。舆论提出批评，有关当局也注意及此而进行干预，也正如“七不”中的
不许讲脏话，规范性的文字语言中要求杜绝不文明不健康的词语一样，是促
进社会文明之举。

循此以求，在当今的日常言谈和习见的公开文字之中，还有许多与我们
的时代精神相违戾的封建气十足的词语。正如前人诗所说：“睫在眼前长不
见”，为人们所忽略了而已。

例如最常见的，称干部曰“官”，称地方行政领导曰“父母官”，称政
风曰“官风”，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习用语，是和当时官民对立的现实相表
里的。现在，干部是“公仆”，“官”即使是作为中性词用，也会使人们勾
起旧时代官压迫民的联想。再说，“军官”、“兵士”这样的称谓，本来世
界通用，但由于官与兵在旧社会的军队中是对立的，所以人民解放军虽然也
有“官兵一致”之说，但更多的地方特称“指战员”，以避免这个敏感的旧
名称，可以想见其正名的苦心。但现在有些人似乎更喜欢用“官兵”的称呼
了，这显然也是和“指战员”命名的初衷不符的。

还有，有些人还常从正面的肯定的态度，讲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
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头。别人听了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听了是十分别扭
而且反感的。听到这话时常使我想起当年重庆《新华日报》上司马牛（夏衍）
的一篇小杂感，其中讽刺国民党的虚伪的民主宣传是“你是民，我是主”。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正是你民我主的同义词么？

“睫在眼前长不见”，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是习焉不察有以致之呢，
还是人们的旧意识仍在作祟呢，乃至现实中确有主仆错位之故呢？

当然，现在不像“文革”前夕那样连发发牢骚都是极恶大罪了，世界毕
竟有了进步，文明得多了。

1996　年8　月6　日


素质与“本族歧视”

上海不久前发生了一件颇引起社会注意的新闻，经报纸报道后，又成了
电台的热点议题。事情是，一家商场只准老外背包、提包入内，而对中国同
胞则必须将包寄存了才能进入。恰巧一个外籍华裔女士受到拦阻，以身份说，
她也算是老外了，只是肤色和眼鼻没法变，也只能享受中国人的待遇。倘使
是道地的中国同胞，对这类殖民地西崽式的做法想必早已看惯，见怪不怪，
也就未必会去计较，不买你的东西总可以吧，常言道：“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可是，这位偏偏是回国的外籍华裔，见母国本土上居然也搞“种族歧视”，
还偏偏搞的是“本族歧视”，自然有难言的多重委屈情绪。经交涉无效，于
是投书报社，舆论虽不大哗，也小哗了一阵。

据所报道：商场经理苛待中国人而优待老外的理由是：外国人素质好，
中国人素质不好。这令人想起半殖民地时代“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老章法。
那时租界上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进公园会污染环境，损坏花木，也是从“素
质”上着眼的；而且，事实上日本侨民和西装革履的华人绅士也并不禁入。
这是我当年亲眼看到的。

“素质”之说，不好绝对说那经理没有理由。素质是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有关联的。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国民确实少有随地吐痰、乱掷垃圾之类的事，
而中国的城市里的确常见市民有不守公德的现象。自然，即使文明国家，也
仍有不守公德、干不法行为的“素质”差的人。比如，倘以进商店盗窃商品
而言，文明国家也不能免，否则，装监视报警设备干什么？商家发神经病，
愿意白花钱多事么？

为了防止盗窃，就不能依靠顾客的“素质”，而要靠商场的监管措施。
因此，任何种族的人都应一视同仁。老外在中国的窃骗案，报上也曾揭发过，
能对白皮肤高鼻深目的老外如此放心么？所以，若说“素质”，这位经理倒
要好好检查自己的殖民地西崽素质。这倒正应了他自己的理由说解：这位中
国人的经理“素质”不好。

电台将此事制作成群众参与的热点新闻节目时，又有一位女士控诉她去
年回国来时亲受的“本族歧视”，说下飞机进关时，前后都是老外，偏偏把
她和另一位入境的中国旅客叫出来，去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查，抗议也没有用。
何以老外可以放过，偏要检查本族人呢？这回大概“素质”的遁词也说不通
了。因为以性开放远较中国为甚的外国人来说，带病毒的可能比中国人多得
多；这上面中国人的“素质”要胜过老外。优待老外而苛求同胞的“本族歧
视”，就只能说完全是西崽根性，即“素质”极差了。

外国白人的种族歧视大抵以有色人种为对象，这本是不文明、不人道的
表现，也即“素质”极差。一些中国人却将白人“素质”极差的“种族歧视”
施之于同胞，变成“本族歧视”，那就更可鄙可悲了。

1996　年10　月9　日


无神论这道题他都未及格

前不久曝光的山东泰安市以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首的几乎整套领导班子
统统烂掉了的大案，其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狼狈为奸，官官相护等诸种罪
恶的密集程度，的确骇人听闻。案犯包括市委书记、副书记、市委秘书长、
副市长、公安局长、泰山石化公司总经理等一干掌握该市命运的头目。人们
不禁要问一问：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又怎么能防范同类可怕事件的
发生呢？

《中国青年报》9　月13　日刘汉昇的一篇文章所揭露的情节，从一个角度
提出了可供思索的解答。据该文揭露，身为市委书记的胡建学是一个迷信入
骨的野心家，一心想当大官，曾请一个所谓“大师”亦即江湖巫师来卜算前
程。“大师”算定胡某有“副总理”的前程，但要实现此命运，必须建一座
大桥，越大越好。于是这个官迷竟想方设法把经过泰安郊区的一条国道改道，
绕经一个大水库，并集资造桥以实现大官梦。可惜桥修成不久，“副总理”
梦破，案发而锒铛入狱了。

这篇文章还举出未点名的某市市委大院，也因请“大师”看了风水不好
而改修院门的故事。这里置之不论。

且说胡建学，官做到市委书记，也算不大不小了。一市的党员之首，当
亦有相当长的党龄。党员是应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
者，竟然如此迷信入骨，已极荒谬；入党多年，未能改造掉迷信思想，毫无
进步，更为荒谬；这样连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无神论观念都没有掌握的
人，竟然能一步步地高升，占上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不能不说是荒谬绝伦了。
这家伙自己不上进，入了多年的党思想还如此落后腐朽，固然有他自己的责
任；但那些教育他、考核他并且一步步提拔他上升到市委书记的各级组织该
怎么说呢？

胡建学旁的什么品质、法纪观念、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都可不谈，光是连
无神论这一党员的起码条件尚且不及格，就当上了市委书记，这样的货色不
坏事，那真叫咄咄怪事了。

1996　年1　月9　日


或问

或问：你近来写些什么？唔，近来打算写点什么？

打算么？今年打算。。

追问：怎么，你以年度来考虑？长远规划？准备写长篇大论？

哪里哪里！今年是“文革”三十年祭，就此写点系列文章，不是也很应
该的么？

于是一番劝导：那你就傻冒了。那很不好写，岂不闻“宜粗不宜细”？
泛泛而谈，不触及历史的灵魂，意思不大。当前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贪污腐化，
权钱交易，商场诈骗等，反映了社会道德风尚的严重滑落，这些才是该议论
的当务之急。

其实，我要写的系列里，正要涉及社会道德问题，想追究一下道德滑落
的根源。我以为，“文革”时期是中国道德败坏的低谷。当前的道德水平并
不比“文革”时期更坏，至少已经走出了那时的低谷。

任何坏事，任何道德败坏，都不能不和说谎有联系，瞒和骗是一切坏事
的总根源。试问：贪污腐化能不是偷偷掩掩藏藏掖掖地干么？面子上不是装
得比正人君子还正人君子得多么？商场里的欺蒙诈骗能离得开说谎么？说
“文革”时期是道德低谷，正是以那时人人说谎，不说谎不能过日子这点为
根据的。“文革”中，人人都有不安全感。那时人人互斗，大斗小斗，打小
报告，作窃听机器，作伪证，卖友求荣，随之而来的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险象环生。为了自卫，人与人之间必须设防，谁也不敢讲实话，露真情，提
心吊胆地惟恐说错一句话乃至根本没有说错就被人曲解、夸大、上纲而成了
罪证。谁发句小牢骚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对个别党员表示不满就是反党，帽
子满天飞，辫子任意抓。当今社会上的各种弊端，如以权谋私，欺诈蒙骗，
帮伙作恶，赌博迷信，拐卖妇女等等坏事，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革”
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

堤防溃决，明涛潜流，后遗症还在作怪；加上继之而起的市场经济转轨
期的摇晃，要整治和理顺就更为吃力。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迫使人人非讲谎
言才能安全的环境和氛围已经消除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送
给全民族的最大德政。

现在人们不会因发点议论就担心被追查动机和挖反动根源了；不会再因
表示不相信亩产粮食几万斤的弥天大谎而被指责为破坏大跃进或“秋后算账
派”什么的了；不会再因不愿附和颠倒是非的诬良为盗而吃苦头了。这就给
了人以诚实的自由，不讲谎言的自由。这就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