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神秘棉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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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网友叫“不为彼岸只为海”他说，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是坐飞机，进北京城自然是走高速公路，看到的第一桩风格建筑就是您设计的“中旅大厦”，我从一些散篇文章中发现您对它很得意，一些建筑专家对它也很推崇，可是我为什么就无法喜欢它呢？据说，你是从传统的中国牌楼造型中受到启发，才设计出这个样子的中旅大厦，可我怎么也看不出牌楼的影子，反倒觉得它有点像用茅草搭起来的大鸟窝，还带着四个小瓜皮帽，简直难看死了，请您务必务必开导开导我，我在替您开导别人，因为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认为。
彭培根：这个中旅大厦，原来在琉璃厂有一个四十五度的牌楼。灵感从那来的，把它四根柱子变成四个塔。
主持人：哦，北京还有不是平面的塔楼。
彭培根：它这样子四十五度，你去琉璃厂可以看到，我的灵感是从那里来的。这个建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喜欢这个建筑师写了好多文章，把它夸得不得了，然后讨厌的建筑师把它骂得狗血淋头，还有说“羊肉串”的。还有
主持人：还有说羊肉串的。
彭培根：说羊肉串，说“狼牙棒”什么都有。
主持人：他说羊肉串，是下面那个东西，那个像板筋。
彭培根：对，但是有一条就是说，只要看过的人不会忘记，韩国人来特别喜欢住，他们觉得好像四条龙盘在上面，我这个实际上憋了一口气，要让人家觉我已经到了中国了，否则到了北京机场，还不知道到了哪个国家，就没有一个区域性文化特色，当然这个东西，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当时等于是吃手指头，带尿片的一个幼稚阶段，一个尝试阶段。
主持人：我记得那是1986年。
彭培根：对，我自己对这个设计并不满意，但是它用心是很好的，想要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一条路子，否则的话，一想到中国的建筑就是盖一个大屋顶，我自己认为，就是从盖大屋顶上面，北京这么上面加中国屋顶的，我觉得这个是盖的最好的。
主持人：因为是小屋顶，但是被他说成四顶小瓜皮帽，不过这位网友他年龄小，所以您就别在意，网友的提问一般都非常刻薄，但至少他说这是看到的第一桩风格建筑。是有风格的。
这个网友是叫“草根阶级”，他说，听说您是国民党抗日将军的公子哥，很是羡慕，又听说您在1989年为解放军301医院高干病房做设计，对我来说，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参观这样的特殊杰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设计高干病房和钓鱼台国际会议中心有什么心得？另外，听说京津塘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也是您设计的，这反差也太大了吧，而且我觉得那收费站没什么新意，您老也真是的，晚节不保啊？
彭培根：首先，这个高干病房是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是我们当年一个副总建筑师。
主持人：但是不是您自己直接设计的。
彭培根：我不是设计医院的专家，但是301医院从行政到大夫一直到客人、病人都很满意。那么，这个京津塘。。。。。。
主持人：您先介绍一下高等病房里面什么样，他自己没机会进去。
彭培根：就是很大，然后一个人一间，然后自己反正我觉得有很多空间，没必要太大了。
主持人：从建筑学角度上讲，有没有什么特别可取的？
彭培根：它主要是靠管理系统，然后第一个这些重要的病人，要照顾他的安全，而且很安静，我们从这两条来。
主持人：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考虑它的功能，。
彭培根：我是觉得国外的高级医院的私人病房面积都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可以节省一点。
主持人：你说缺点。
彭培根：没有必要，病人在里面，房间太大，觉得孤孤单单，小一点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主持人：那位设计师是内地成长起来的。
彭培根：他是我们一位老建筑师，是在大陆培养的。
主持人：所以才把为领导同志做的房子做得那么大。
彭培根：京津塘也不是我设计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差不多有十五六年了吧。
主持人：对。
彭培根：那个时候就是用网架觉得很新鲜，很简单，这是现代建筑之一。
主持人：北京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当年还是北京周边第一条公路，收费站也是第一条。
彭培根：但是北京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做得很有北京这个的地方特色，但是最重要的交通标志灯太小了，一个箭头你走这个道，假如有太阳光照上去，哪一个道能走，哪一个道不能走，根本看不见，被很多五颜六色给淹没了。这应当把灯改至少比现在大四倍，老远就能看见。
主持人：好，下面哪位观众想发言，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话筒
观 众：我想向彭老师请教一个，就是最近几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11号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被炸了。它这个楼是高411米的一个高楼，并且被毁坏的程度比较严重，伤亡人数也比较多，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就是对于中国的建筑师是否能够对于以后的设计，是否会少设计，甚至说不设计这种四百米或者三百米以上的高楼。因为有一点我知道，世界贸易中心是在二战之后建的。它是在1976年建的，那么说呢，它已经是和平时代建的。那么说，我们以后对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想法，是否跟您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关联，或者说您是否会对于您以后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彭培根：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建筑的老前辈，以吴良镛先生，还有周干峙前任，就是前副部长，他们这些建筑专家已经呼吁了很多年，应当有十几二十年年吧。就是说不要往高层发展，安全是其中一个，你看欧洲的城市，它都是一条街一样高，香榭里舍大道法国的这个，旁边都是八层楼，英国也是，刚才照片里面有，都是八层到十二层楼，都是这样高，它这个容积率并不小，假如一条街都是这样的话，没有必要非要集中这里，跟民族性一样，都想当世界第一。那么，前一段不是说我们中国还想盖两栋500米的大楼吗，我觉得，假如吴良镛先生跟周干峙副部长，两个都是双院士了，他们的话假如平常有人听到十分之一，就能够像欧洲这样子发展多层的高密度，因为都是这样的话，飞机来你炸哪一个，你撞哪一个，因为你撞的话，也就是五六七八层，巴黎跟伦敦都是突然来了一栋，平地一声雷，来了一栋到两栋高楼，结果一看不得了，犯了错误，从此以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都是发展过程，我刚才讲两面剑，就是那一面所产生的副作用，假如能够听到这些老前辈，不用我来讲，只要这两位院士，等等还一大批人，都在呼吁这个事情，但是就是没有人听，那么，我们刚才说在德国建筑师是一个文化的带头人，中国建筑师是在中国是领导的绘图人，就拿着你的手，你愿怎么画怎么画。
主持人：好，下面再看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丢了球鞋捡起了你”，他说，我爷爷曾经告诉我，永定门古代的时候是大粪车出入的地方，但您却极力向北京，极力的提议，把奥运会场馆建在那里，为什么？另外我发现，极力反对在人民大会堂后面建国家大剧院的时候您是组织大家一起签名反对，但这次反对在北城建奥运村，您却是单枪匹马，您不要命了吗，告诉我，您的想法是什么。
彭培根：这个永定门的确是出入粪车的地方，但是因为是新中国建国以后。发生了几次大的爆炸和燃烧，于是乎把这些易燃然易爆的化工厂等全部放在永定门以南，于是阻碍它这五十年的发展，我写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借助奥运的机会，把这个世界贸易中心，或者哪个科技展览中心，或者北京的第二个飞机场作为核心来推动南城的发展，借此来平衡北京市的贫富不均，那么，北京市听说前段时间开了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也有以前的老领导参加完了会议，告诉我，你写的文章，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北京市把未来的“十五”的经济工作规划，开发南城跟平衡北京市的贫富不均，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有人说了，纽约最发达国家都有贫民区呀，为什么？那你要知道，中国应当是后来居上的。中国几千年里面，大概有一千多年，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所以说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们一定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不要去，它有一个贫民区，我们也有一个贫民区，那么你开发大西北干吗。你既然要开发大西北，你就要把首都最穷的地方平衡起来。
主持人：他还提到了签名的问题，说反对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好像一百多人签名吧。
彭培根：他弄错了，实际上组织的前面，这几位老前辈，当然吴良镛先生他是在院士里面签名，他是评委会主席，然后跟关肇邺院士还有（李道增，何祚庥），这些院士，他们签了五十名，建筑师这批人，是另外老前辈，像刘小石，原来是规划局的总工程师，还有沈渤，原来是北京设计院的院长，他们来组织，我是后面的拉拉队，我不是一个组织者，我是跟在后面积极参加的拉拉队。
主持人：这个得赶快告诉他，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找您算帐。
彭培根：然后这里面，光北京设计院的院长，以前当过的院长，大概就有三任都签名了，还有建设部设计院前任院也签了名了。那么里面，他们说反对的都是保守的老头子，不是，在座的有一位，也是在里面曾经签过名，三十多岁的年轻建筑师。
主持人：您也签了名吧。
彭培根：我也签了名。
主持人：我想让您给一个简单的评价，好多人说那个东西连鸟窝都不如，是一个半拉鸡蛋躺在人民大会堂的在后面。
彭培根：因为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能用过激的语言。我们就拿几个老前辈说的，像贝聿铭大师，他是我的师伯，师叔，在我的记忆中，他八十多岁，建筑生涯，从来没有说是批评过别人的建筑，他都是自己埋头做自己的，这个他提出来，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当是四个建筑放在一起再盖一个大屋顶，你看我们的这个林肯中心，还有肯尼迪中心都是各走各的路，是一个开放的广场，吴良镛先生跟他的观点一样，他们都想到一块去了。而且吴良镛先生提出来，这个音乐厅和歌剧院可以合在一起，因为上海大戏院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高科技，可以把电声和人声，屋顶的有一些部分，还有旁边的墙，根据声音随时调整。这样的话，以前不能做到的事，因为歌剧有歌剧的需要，音乐厅有音乐厅的需要，通过高科技可以把他，完全可以省钱的，为什么不能省？所以说我们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最争议的问题，这样就容易把死结解开。
主持人：据说现在的造价是一个座位就相当于一辆在中国买中国价钱的红旗汽车。
彭培根：当然也有人说那是不对的，说是只有26亿。实际上，整个地下室，是最贵的地方，四五层的地下停车场，还有一个 拆迁费，全都算北京市了，等于一个人两个口袋，都是国家的钱，这边口袋不算，光算这边是不行的，这个应当要实事求是来算这个钱。
主持人：好。下一位网友叫“一只忧郁的狐狸”，他提的是手机问题，他说老怪物辜鸿铭说过，一个国家文化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他能熏陶出怎样的儿女，而建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您能不能告诉我，设计出怎样的建筑去熏陶中华儿女，才能把他们熏陶得在上课的时候，和看电影的时候把手机关掉，这一年，在公共场合开着手机振铃，并且旁若无人地接打，已成为中国一大新的公害，您作为建筑师，有什么新想法和好办法？
主持人：最简单的办法。
彭培根：很难把他们联在一起。
郭宏明他就说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人的精神》这个CHINA MAN，是西方人看不起中国老的，他就写中国老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他认为一个文明熏陶出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整个的综合的一个素质，所以建筑物，我觉得大型的公共建筑，对人的熏陶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讲的机场，将来2008年要做人文的奥运，下了机场以后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了，现在的飞机场，当然比以前不一样，上海、南京都是这样的，等于说买了一套皮尔卡丹的西服穿在身上，一个成衣，觉得比以前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