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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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毛主席,可是你明目张胆地反对背毛主席语录,明目张胆地和林副主席
唱对台戏。”
少奇同志还是不急不躁地回答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要了解当时
的历史背景,毛主席是针对什么写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
什么新的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你现在没有资格给我们讲理论,不是你教训我们的时候了。背诵语录
是林副主席提倡的。”
这时,又有人喊:“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这群乌合之众乱哄哄
闹了一阵就散去了。
第二天,我到食堂吃饭时,听到有人说:“昨天到刘少奇家去的目的就
是叫他背语录。冲一冲,轰一轰,造造声势,显示显示中南海的造反精神,
证明中甫海不是死水一潭。”
听到这些,我气得连饭都没吃下去。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有造反精神,就
要拿国家主席出气?这是什么逻辑?!
“我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
社会上越来越混乱了,少奇同志也越来越不安了,他多么想让这场无为
的大动乱早日结束啊。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他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而无能为力。
1967 年1 月13 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
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
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
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
为什么他要华沙牌车来接少奇同志?我不理解。但毛主席要找少奇同志
谈话总是个好消息。我还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的。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他没有听懂,“你再说一遍,
我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那好。”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
徐业大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
来过。
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
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
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持捋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
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
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我说:“刚
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
车了?”她又问。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
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不
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她心中无数。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
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大家猜测,这次谈话可能对少奇
同志的错误交了底。别看造反派叫喊得凶,毛主席要保他只要一句话就行了。
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内容和搜
集到的一些小报、印刷品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
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
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
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
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前一段时间少奇同志就
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东西,其中就有这些内容。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
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
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说:“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
书。有三本还没找到,咱们分头找找吧。”我接过来一看,一本叫《机械唯
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
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
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
找到一本《淮南子》。
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
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
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
但我却始终没有搞清楚,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话的用意是什么。虽然我
也知道从讲话的内容看,毛主席并没有打倒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为什么毛主
席就不能说句话,使这位老战友得到解放呢?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局势的发展就连毛主席本人也无法控制了。而林
彪、江青之流在没有篡夺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前,是绝不会鸣金收兵的,
更不会对少奇同志刀下留情的!
“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所谓批“二月逆流”,是把“打倒一切、全
面内战”推向高潮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南海里贴出了许多诬蔑朱德、陈云、
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字报。
少奇同志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心情非常烦躁和不安,整天不说几句话。
光美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了电铃把我叫去说:“你把这封信去送一下。”我
一看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拿到办公室登记时,才发现没有封口,我抽
出来一看上面写着:
周总理:
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现
了一些极不严肃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当作敌人了,怎么办?
刘少奇
我把这封信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值班秘书说总理正在同别人谈话。我便
回来了。
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送来了周总理的亲笔信:
少奇同志:
你要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你的意见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随后不久,江青一伙又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少奇同志的住处。他
们先把少奇和光美同志赶到院子里,一部分人就在办公室和寝室里凡是能贴
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地方都贴上了。一部分人提着白灰粉桶,在少奇同志经常
散步的院子里的大方砖上刷上了标语,还在少奇同志的名字上有的打×、有
的倒写。从此少奇同志不论吃饭、睡觉、散步,也不论抬头、低头,只要一
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全是污蔑他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卫士们看到造反派要把少奇同志往院子里推
时,连忙给他穿了件棉大衣,戴上了棉帽子。光美同志还没来得及穿大衣,
就被推到院子里了。
院子里有几棵海棠树和几棵小松树,走廊里几只小电灯把微弱的光线透
过稀疏的树枝射向院里,到处一片灰暗。但这并不影响造反派高涨的热情。
他们肆无忌惮地围攻少奇和光美同志,质问一句,喊一阵子口号,如果少奇
同志答复问题,他们就说“不老实、胡说、狡辩、放毒”,如果不答复问题,
他们又说:“理屈同穷、负隅顽抗”,让人真是无所适从。
当喊“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口号时,就有人去强行按少奇
同志的头,并把他的帽子打掉到地上。光美同志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少奇
同志戴上。这时有人就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光美同志不慌
不忙地说:“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
他们又质问少奇同志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少奇同志抑制住满腔的怒火,
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已说过多次,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
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光美同志听到少奇同志的声音带着愤怒,怕造反派的围攻升级,便用恳
求的口气说:“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
意见。”这时机警的卫士乘机把少奇同志拉进房内休息。光美同志话音未落,
造反派便将围攻目标转向她:“你为什么到东南亚访问时要穿旗袍、高跟鞋,
要戴项链?”光美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这
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在不断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的口号时,
有几个人从少奇同志会议室抬出一张独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圆桌,人上去
稍不平衡就会摔下来——作者注),强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复问题,理由是
让后面的人看得见,其实是取笑她、侮辱她。
当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就是‘形左实右’”时,她大声说:“搞
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讲四清的经验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下又招来了一阵
口号声“不许放毒,不许胡说八道”。还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
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
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
合作。”又是一阵口号声。这时有人喊“把桌子给她掀翻!”卫士们赶快站
在桌子周围,将光美同志保护起来。
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离开办公室,又怕造反派闹出乱子来。我怀着
焦急和恐慌的心情来回在办公室门口走动着,注意着造反派的动向。在整个
斗争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造反派的状态,这些人的表情、神态和举止动
作有很大区别,除少数几个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张牙
舞爪,用嘶哑的嗓子边叫喊边质问外,多数人则是站在周围,既不喊口号也
不提问题。散会后,几个平时熟悉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有的说:“要知道
这样胡闹,我就不来了。”有的说:“让人家站在独腿桌上,摔下来怎么办?”
有的说:“我是特意来看刘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几年了,还没亲眼见过刘
主席呢。今天见了,此生不遗憾了。”后来听说,有几位来参加斗争会的人
也被斗争了,并戴着各种“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对我
说过心里话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卫十来看我时说:“中
南海的一个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电话撤了。”“少奇同志没说什么?”
“他说:‘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任何人无权撤我的电话。’造反派
可不听这一套,他们横眉竖眼说:‘我们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
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资派,已没有权力使用电话。’说着就蛮横无理地
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
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活?”“造反派说,
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
“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
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
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
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
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
一下他们的口气。“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
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
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
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
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