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民现实生活:乡村档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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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明心情非常沉重，说：“我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一定要把大桥修好，不能再出现淹死人的事情了。”过后，李冬明就劝瞎子女人说，“今后你们老了不能劳动了，乡政府肯定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了，公家会办福利院，照顾好你们的，你们放心好了。”
一支十瓦的电灯挂在破屋的正中，昏黄的灯光与屋脊破瓦片中漏下的月光混合在一起，洒在伍老倌和他的瞎子女人的脸上，洒在桌上的红薯饭和一碗没油的酸菜上。李冬明说：“老伍，你们家就吃这样的饭菜呀？还有这房子，也要修一修才行啊，不然下雨天怎么住？”
伍老倌的瞎子女人说：“我们家老头子说，莫支书说了，这次李书记不会骗我们，是真心实意想修大桥，不是拿着我们的钱去借鸡下蛋，我们要过几年穷苦日子，多捐钱，把桥修好。红薯饭不养人，但饿不死人，破屋子漏雨，也淋不死人的。”
瞎子女人的话让李冬明十分感动，他说：“明年大桥修好了，我真的要在大桥头立一块碑，把那些饿着肚子捐钱修桥的人的名字全都刻在石碑上，让苦藤河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
他们。”
“李书记你说错了，该立碑的不是我们，是你李书记。我们大岩村的人都说了，大桥修好之后，我们再捐一些钱给你立功德碑。”
那天夜里从大岩村开会回来，已经半夜了，李冬明的心情一直十分激动。大岩村的群众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人们都说三天之内将集资款一分不少地交到莫支书手中，让他统一送到乡政府来。回来的路上，李冬明对何奔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嘛，不愿交集资款的还是少数，真的不知道顾乡长怎么就那样怕集资呢。”
何奔笑着说：“李书记你不要以为大岩村的集资款容易得到手，苦藤河乡的集贷款就都好得了。如果都好得的话，你就用不着将全支书家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
李冬明眉头皱了皱，说：“是也是，同是一个乡，怎么觉悟就那么不一样，我真的有些弄不明白了。”
“慢慢你就会明白的。”何奔狡黠地一笑，“这里自然有原因，不过有一点你要相信，最终大家都会把集资款如数交上来。”
“老何你不要在我面前卖关子，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
“苦藤河乡的几个村支书可不是一般的村支书，他们对乡政府的很多事情一直有看法，有意见。比如乡企业办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比如顾家富、匡兴义和宁占才几个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向上面反映过多次，一些人不但不当回事，还一再地包庇这一伙人。他们说他们不会罢休的。”
李冬明有些生气地说：“于是，他们就和我过不去是吧。”
何奔不答他的话，许久，他说：“你如果有兴趣，我们今天晚上看个稀罕好么？”
何奔已是几次提起这个话了，李冬明问道：“严卉她男人不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五年前，严卉还是个农村姑娘，是丁县长把她弄到乡政府来做服务员的，后来又亲自牵线让她和国土站的一个青年谈朋友。严卉结婚之后，顾乡长就把她招为乡政府的秘书了。今年年初，丁县长把她男人弄到连山镇国土站去了，两天三天也不回来一次，他们和她上床也就更方便了。丁县长来乡里时她就跟丁县长睡，丁县长走了她就跟顾乡长睡。”
李冬明就不做声了，这样的事情，自己男人不说，别人怎么好管。过了一阵，他说：“这是人家生活上的事情，两厢情愿，两边的家庭又没有闹出什么问题，何奔你就别操这份心了。我现在交给你的任务是监督我们乡政府的领导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要弄出问题来，再就是抓好大岩村的集资款的收缴工作，给苦藤河乡做个样板出来。”
何奔说：“行啊。只是，到时候李书记你别忘了是你要我监督苦藤河乡的干部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别出差错啊。那时候你可别说我多管闲事。”
李冬明再没有搭理他，他觉得这个何奔真难缠。
乡村档案（九）（1）
第二天，李冬明来到竹山垭村的时候，他的身后，又多了两个人。一个是乡司法干部张大中，一个是乡广播站丁站长。张大中和丁站长原本是在大岩村协助何奔收集资款，何奔说大岩村没有什么问题了，要他们去帮李书记的忙。
几个人刚坐下，李冬明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全安，说：“我和顾乡长说了一下你们村干部集资款减免的事，减是要减一些，不过要放到后一步。你的那一群山羊我也交待
乡政府的大师傅了，要他好好喂养几天，别掉了膘。”李冬明顿了顿，“老全呀，你家的山羊我肯定会让你赶回来的，你家该交的集资款你也得想办法交。”
全安似乎并没有认真听李冬明的话，他的眼睛盯着那张纸条。那是一张收据，从全安家赶去的那一群山羊折价一千五百五十八元八角。每斤山羊毛价二元一角。全安说：“市场上山羊的毛价是三元一角。我这是良种山羊，价钱应该更贵一些。却比市场上的价钱还便宜那么多呀？怪不得刘所长昨天来，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
李冬明解释说：“这收据是拿给大伙看的。说起来，大家要是积极想办法交集资款，一两千块钱还是凑得齐的。大岩村的群众不但交集资款踊跃，他们还卖猪卖鸡卖粮捐款修桥，你们村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我这里逼得急了，你们都把猪呀鸡呀往乡政府赶，用它们抵集资款，大桥还修得起来？因此，山羊的价钱不能定那么高。”
全安就不好做声了。李冬明问全安：“把你家的山羊赶走之后，村里有什么反映没有？”
全安说：“没有什么反映，大家没说交也没说不交。”
“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人们都说我们苦藤河乡的村支书中，你和大岩村的莫支书几个人的能力是最强的，莫支书在大岩村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我很满意，你可不能落后呀。”
全安面无表情地说：“你李书记亲自带着人下来，我就没有多考虑这个事。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家的集资款你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去乡政府赶山羊，我什么时候就把集资款带到乡政府去。”
李冬明说：“老全，看你们村这个样子，不碰几下硬是不行的。我又带了两个乡干部下来，你看先从哪一户开始？”李冬明对于全安的这个态度心里有些不高兴，板着脸说。
全安不看李冬明的脸，说：“就从邓启放家开始吧。”全安心想，由于他妹妹的事情邓启放一直对顾家兄弟意见很大，如果这回又惹得他心里起火，说不定就会再一次把火烧到顾家兄弟身上去，李冬明弄得收不了场了，就只有去向赵书记反映顾家兄弟的问题，让赵书记派人下来查他们的案子。如果纪委周书记能亲自下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就不怕顾家兄弟的案子查不出来。全安说：“邓启放家和别的人家比，不是最困难的人家，他在群众中比我的威信还高，工作做通了，估计会拿得出钱来，村里其他人家的工作也就好做多了。”
李冬明问：“他家妹妹是个什么情况？你说给我听听。”
全安十分同情地说：“惨啦。我们苦藤河乡哪个不知道邓启放的亲妹邓美玉是我们苦藤河乡的一枝花呀，被顾家富招去做酒店的服务员，怀了小孩，跳火车自杀，人没死，却成了终身残废，还带着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儿，靠老母亲养活。老母亲七十多岁了，生了病也不肯住医院，自己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昨天才被邓启放送到医院去。”
李冬明听他这么说，心情不免有些沉重，问道：“邓美玉的问题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当农民的能跟他顾家兄弟打官司？人家有靠山。他顾家富说邓美玉自己不学好，给她三千块钱的医疗费，还说是看见她可怜，不然一分钱不给。”
“她生的孩子是谁的，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全安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说：“李书记，你应该去看看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你毕竟是苦藤河乡的书记啊，老百姓把你看成是父母官呀！”
李冬明说：“走吧，我们这就去邓启放家。”
全安走几步，却又不动了，问：“去邓启放家是收集资款还是去看望邓美玉？”
李冬明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款，再顺便看看邓美玉，问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
全安就不做声了，带着李冬明一行人来到邓启放家。
邓启放住在村子的东头。李冬明他们去他家的时候，邓启放和他女人各人拿着一把镰刀准备去地里割红薯藤，看见李书记几个人来了，做着笑脸说：“李书记你昨天不是回乡政府去了么？”邓启放没有停住脚步，仍然往外走。
李冬明说：“邓启放你慢点下地，我们是来收集资款的。”
邓启放说：“昨天才把我老娘送到医院去，哪来的钱交！”
李冬明说：“桥修好了，苦藤河乡的经济才发展得起来。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李冬明看见邓启放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又说，“你是竹山垭村的文化人，自然比别的群众觉悟要高一些。你能不能带个头，给你们村的群众做个榜样，把修桥集资款交了。”
邓启放并没有被李冬明的这些话打动，说：“我家真的没钱，靠做阳春能发得起财来么？要像人家顾主任，一个月有几十万的收入，我不但交集资款，捐十万八万我也不在乎。”
李冬明说：“邓启放，你的家底我清楚，你在竹山垭村算是个能人，家里没放着一万也放着八千。当然，我们只要你交一千五百块钱，多的不要。捐款我们收，但要自愿，如果带半点勉强，逼着落后群众捐款，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李冬明的这些话有些刺耳，邓启放脸面的颜色就不怎么好看了。对站在一旁的全安瞅了一眼，心想你昨天还在骂顾家兄弟，今天却把李书记带到我家来了，还向李书记说我家是富裕户，说：“你们说我家有钱就有钱吧。我们平头百姓，一不能贪公家的污，二沾不到别人的便宜。勤扒苦做来的，家里有钱也睡得着落心觉。对你李书记说句得罪的话，有钱我也不会交的。”
李冬明生气地说：“昨天晚上我在大岩村开会，那里的群众交修桥集资款特别踊跃。莫胡子是你娘家哥哥吧，你和他真的比不得呀。”
“人和人怎么能比哩，你怎么才做个乡党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市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省委书记？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有他的思想好。要我交钱可以，你把前面的账清查好，把上次的集资款转过来。还要交多少，我一分不少地交给你。不算好前面的账，别说你李书记上门来没钱，就是县委赵书记来也没钱交。我们做农民的，口袋里几个钱来得不容易，是从口角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汗水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你们这些端着国家的饭碗、做着这样领导那样领导的人，别说不放心，想起来真的心寒哩。”
李冬明瞪邓启放的眼睛有些发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底气有些不足地问：“你说前面的账该怎么清？”
邓启放一字一顿地说：“四年前，乡政府收的五十万集资款，连同县里拨下来的三十万，一共八十万，他们只在连山镇买得一块荒坡地，这个账要清查，上次来的那三个人是他丁县长弄来的，做的结论我们信不过。我们要县纪委周书记下来查。是真的买上当了，我们也就认了，算我们领导没有能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学费学个乖。如果有问题，就要处理。不处理也行，你们把那钱分摊到我们老百姓头上，减少我们的负担。那里的亏空你们自己找钱去填。我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再就是这些年乡企业办收上去的这样费那样费，原来说也是为了修桥做准备的，把这些钱也要集中起来，多少也能减少我们一些集资款。这些钱原本就是从我们手里弄去的，交出来修桥不为错吧。”邓启放顿了顿，说，“说起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知道苦藤河乡富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交通不便。说句公道话，集资修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的确算不得乱收费。”
李冬明心想，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苦藤河乡除了邓启放，只怕是再不会有人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的。他说：“你邓启放说话是不是太那个了，丁副县长可是我们西山县的常务副县长，按行政职务排他是二把手。他都信不过你还会相信谁呀？”
“还要说么，火车站旁边的三层楼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启放说着，拔脚就走，“你李书记只是在我们苦藤河乡打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