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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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第三章我已经谈到过，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4）
那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另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皇后的贵重饰品（包括白金镶钻石戒指、白金镶蓝宝石戒指、碧玺十八子手串、珊瑚十八子手串、金钻祖母绿宝石领针等）。
杨仁恺是沈阳市省博物馆（原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个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五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给付他提出的微不足道的价钱。
◎故宫和当代中国的政治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当时的艺术界也没能例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坚信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因此艺术家不断遭到骚扰，在工作中被迫遵从共产主义的方向和“现实”的主题。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弥漫于整个艺术界，支配着所有的媒体。非“大众化”的艺术遭到排斥，被指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鉴于这种政治氛围对艺术界影响巨大，人们会以为故宫也不会例外，将同样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另外，由于共产党要打破中国文化中一切传统的东西，人们以为故宫作为传统的典范，大概会有同样的命运。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传统（即新儒教）的抨击来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新中国需要屹立于世界，实现富强。她只能通过摒弃传统——特别是帝王传统，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传统的攻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横冲直撞，摧毁历史古迹，砸烂佛像，给中国的传统艺术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但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运动开始以前，共产党就已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帝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和机构，斥之为“颓废没落”、需要加以“改造”的东西。
在这种大气候下，人们会以为故宫将成为政治运动的首要目标。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故宫及其工作人员的确感受到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它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它的确经历了那种狂热，但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它能相对绝缘于外界的骚乱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朱德和郭沫若）为故宫提供了个人保护。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毛和周把故宫看成是象征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机构——他们（包括整个共产党）想通过故宫在自己的政权和历史间建立一种连续性。把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安置在故宫旁边的中南海是一个具有同样含义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故宫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伟大——这一伟大性从清朝开始逐渐衰微，但是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重建和再现。即使中国老百姓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但是这一联结着过去的象征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失去。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重修故宫，恢复故宫馆藏，给予故宫特殊的地位、特别的资金支持和防卫。然而，博物院及其工作人员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无法游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紫禁城红墙外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政治运动还是对故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5）
例如，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期间，故宫被当做政府浪费的例证而受到批评。工作人员也因奢侈行为备受指责，有几个人还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博物院收购文物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个人独断没有经过协商，遭到批评。1955年批判胡风的运动对博物院没有明显影响，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殃及故宫——一位故宫以前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几个工作人员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解除职务，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大跃进”对故宫和全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上下都将旧钱币和古青铜器熔化并炼成工业用的金属。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年里究竟有多少古青铜器遗失或被熔化，也不知道故宫里是否有文物被拿出去扔到火炉里付之一炬。
“大跃进”期间，中央机关被勒令裁员以支援农村的工业化建设，故宫也在中央机关之列，因此，大批的故宫工作人员被暂时“下放”到农村，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博物院的专业人员，而是50年代招募的导游和普通工作人员。被“下放”的专业人员则大多数在1959年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也是在大跃进期间，作为博物院“为人民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故宫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个城市举办了图片展，派工作队携带幻灯机，奔赴农村、工厂和兵营，向群众宣传故宫及其艺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毛泽东时代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当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8月向群众发出的“炮打司令部！”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从此开始了对党和政府机关的正面冲击。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破‘四旧’”对传统文化进行攻击。在破除“四旧”的运动中（1966年），故宫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老巢”。故宫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暂且不论群众运动中反封建反传统的各种主张，紫禁城外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才真让人心惊胆战啊。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群红卫兵就冲进故宫，占领档案馆达3天之久。他们撤离时还把诸如“打破四旧！打碎紫禁城！”之类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贴在故宫的墙上，把故宫弄得面目全非。6月底，文革小组（领导人是毛激进的妻子江青及其他几个狂热分子）向故宫派驻了一个“工作队”，其任务是对博物院主要领导的“革命性”进行审查。结果，人们发现恰恰是工作队成员缺乏相应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在“文革”早期这个关节点上，周恩来总理适时进行了干预，于1966年8月18日做出如下指示：
1。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要求文化部关闭故宫博物院；
2。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封锁紫禁城周围地区，并进驻故宫——因此有一个营队的兵力驻扎在故宫里面；
3。发出指示：故宫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必须得到保护！
周恩来的指示发出四五天后，红卫兵再次试图闯入故宫，但遭到解放军的阻拦。解放军封锁了整个故宫。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毛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担任警卫工作的精锐警卫团——8341部队，也驻扎在紧挨着领导人驻地中南海的故宫里。
在以后的5年时间里，故宫大门紧闭，一直到1971年才又正式开放。关闭虽然能保护故宫及其艺术珍品免受红墙外的侵扰，但并不能使故宫的工作人员免于迫害。开始，他们被分成两个小组继续从事本职工作，只是必须参加每天组织的政治“学习会”。1968年12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了巅峰时期，毛和周试图在全国部分地恢复秩序。一个“宣传队”被相应派驻故宫，目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博物院新的管理机构。1969年8月，故宫许多老职工被送到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附近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整个紫禁城仅留下两百来个人，他们工作和吃住都在这里（故宫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紫禁城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改变）。徐邦达就是属于这留下来的少数人，据他后来回忆，他在故宫博物院里扫了3年的地。
1970年5月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驻扎在故宫执行警卫任务的营队每月应对半数官兵进行换防。1970年5月14日，周又发布指示，严格要求部队精心保护故宫里的“宝贵财富”。新派驻故宫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故宫里的房屋设施，而且开始进行内部的清理和修复工作。因此他们中间还包括一些清除垃圾的清洁工，对破旧建筑进行重建的工程师，也包括对档案和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的历史专家。1970年9月17日，周总理在半夜时分造访博物院，向被召集起来的工作人员宣布博物院必须在一年内重新开放。差不多一年以后，周于1971年6月重回博物院，对房屋设施进行检查。看到一切都符合要求后，他指示博物院工作人员准备开放。
1971年7月5日，故宫正式重新开放。其专业人员被从湖北农村调回，马上开始准备展厅及其他布展事宜。周恩来了解一些工作人员不知道的情况，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一位神秘客人将远道而来访问北京，周想让他参观中国的皇家宫殿。这个客人就是美国特使亨利·基辛格，几天后，他经由巴基斯坦抵达北京，开始执行恢复中美关系的秘密任务。7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并游览故宫。
故宫重新开放，原故宫院长吴仲超平反后官复原职，但是博物院依然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1月，才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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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机构组织
鉴于故宫的庞大规模及共和国时期的动荡不安，自1949年以来，故宫经历了多次结构性重组。正式的结构调整分别发生在1952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3年、1965年、1966年、1972年、1978年、1984年和1988年。
截至2003年，故宫大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他们被分为三大类：行政管理；专业研究；后勤服务。每一大类又由5至9个部/室组成，共计20个部门。
管理机构包括院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处、古建部、党委和纪委。院长办公室又分成四个部门，每个副院长分管一处：即艺术；保卫、后勤与修缮；出版与旅游；专业事务。第二大类是业务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展宣处、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古代科学技术部、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第三大类被称为服务机构，包括综合服务中心、开发办（负责筹资）、工程部、财务部及旅游办。
◎院长
解放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院长直至1952年年初，之后他被调到文物整理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从马衡离任后院长一职空缺两年，直到1954年年底，吴仲超出任院长。吴仲超任期颇长：他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1984年（不过他在1980年住进了医院）。虽然吴仲超在上任前不是艺术史家，也不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但是他擅长管理，为改善博物院条件、丰富馆藏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吴仲超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积极分子，参与过党内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和无锡的地下工运。这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