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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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3）
台湾故宫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览标签的时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断。这种固守传统的做法几年以后在宫廷藏品参加国外的展览时遭到了强烈质疑。直到那个时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与一些中西方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才爆发了出来。
为台湾拥有的珍宝（正目中没有列出的那部分）编制的第二份目录被人们称为“简目”。1972年，那志良解释说，简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劣质品，它们仅仅是第一次出版时没有被委员会挑出来的部分藏品。
◎首次赴美展出
很多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期盼中国的皇家藏品能赴美国做一次展览，1935年在伦敦艺展之后就有人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1948年又有人提出，但是这个提议始终没被通过。
出版商亨利·卢斯50年代访问台中的时候，重提了在美国展出的事情，但是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结果。故宫藏品在美国展出一直是美国著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亚洲艺术研究者的心愿，他们催促台湾当局考虑这一提议。台湾有两位高级“外交官”也为这一提议摇旗呐喊，他们是王世杰和叶公超。其中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为故宫收藏工作过，如今是台湾当局里一位老牌的政治家，而叶公超曾任“外务部”部长，后来担任过驻华盛顿的“大使”。
亨利·卢斯是在1935年到1936年的伦敦艺展时认识王世杰的，50年代卢斯访台时两人再次见面。卢斯最终说服了王世杰，使后者承认在美国举办一次中国艺术品展览对台湾是十分有益的。事实上这已有日本方面的例子。从1948年起，日本在美国举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品展览，这些展览影响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缓和了战后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这一例证不仅更加坚定了卢斯促成此事的决心，也使王世杰彻底折服。作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成员，王世杰开始在“行政院”游说，争取获得“行政院”对赴美国展览的支持。1960年，这一提议最终被通过，藏品将在1961年到1962年间从台湾赴美，在美国的几个城市展出。
有五个美国博物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赞助，它们分别是：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的德杨博物馆。卢斯基金也答应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这次艺术品展览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展出的画作只有当初伦敦艺展的一半，但这次选择的都是质量最高的作品，展会的氛围严肃静穆，丝毫没有媚俗的味道（比如用镶边的卷轴作为背景装饰展出的瓷器）。随珍宝参展的台湾故宫工作人员李霖灿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参观的人数：1961年5月到8月在华盛顿有144358人；1961年9月到11月在纽约有105061人；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在波士顿有47896人；从1962年2月到4月在芝加哥有59637人；从1962年5月到6月在旧金山有108254人。
尽管如此，双方理解这次展出的意义时仍有一些分歧。王世杰在目录说明中写道：“在这个不平静的时代……让美国人更充分地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了解究竟是谁担负着自由世界的未来，显得格外重要。这次展出可能也是在提醒世人：自由的中国人正在为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奋斗，正如他们在为收回他们失去的土地而奋斗一样。”美国人编写的目录在前言里集中讲述了这次展览对于教育的益处。前言中乐观地宣称：这些稀世珍品之所以慷慨地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展出，是由于“我们美国公众已经熟悉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前言里还声称这次展览将“使学者的标准变得更为明确”。
李霖灿还记述了他在运输过程中的许多担忧：卡车没有火车安全；有一次，调度过来的火车突然找不到装有全部展品的货车了，虽然在24小时内货车又找回来了，但着实让人后怕。在美国展出一年半之后，所有的珍宝被安全运回台湾。像1936年伦敦艺展之后一样，展品在台湾又展出了一次，这次展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台湾民众确信：国宝已经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台湾故宫的建立（4）
◎台北新馆
这次赴美展览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促成美国为台湾提供了一笔资金，以便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皇家珍藏。196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笔88。8万美元（合台币3200万元）的赠款。这笔款子和台湾当局为建院拨发的3000万元台币数额相当。1960年秋，“行政院”开始为修建这个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计划。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当然这些藏品只限于迁台文物。
从1965年正式开放以来，台北故宫扩建、修缮过多次。尽管院长秦孝仪创制了一种积极的接收政策，但台北故宫的收藏在多年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前清的宫廷珍宝虽然极为丰富，但是并不具有系统性。清朝的皇帝们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古代碑刻、出口的瓷器和历代的青铜佛像都不太有兴趣，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收藏这些东西。皇家收藏中也不包括殉葬品，和墓碑拓本一样，人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吉利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在皇家的宫廷里也是被禁止的。明末四僧的绘画作品同样没有进入皇家的收藏，因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这几个和尚都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端分子。19世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日趋下降，宫廷也逐渐没有了收集藏品的习惯，因此尽管在19世纪宫廷对一些艺术分支的赞助还在继续，景泰蓝、玉刻、纺织和刺绣也仍然在继续发展，但书画作品的收藏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
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捐赠、外借和购买弥补了以上皇家收藏中存在的一些缺陷。1967年台北故宫开始第一次接受赠品和外借品，但是直到1985年才确立了每年预支200万美元接收藏品的政策。相当著名的一次购买发生在1986年，这次购买的对象是宋朝艺术家、书法家和诗人苏轼的一幅名帖《寒食帖》。它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散佚。后来流失于日本，在日本它历经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而安然无恙。
对于当地人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了一个教育中心，而对于其他国家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1986年，博物院增设了一个当代艺术长廊，主要展出现代艺术大师们的书画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70周年，台北故宫增建了一个用于收藏珍稀典籍和皇家档案的文献图书大楼，此前，这部分典籍和皇家档案几乎从来没有展出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还邀请国外的艺术品赴台展出，比如在1995年，在新建的文献楼中就举行了选自卢浮宫的风景画展。
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再次卷入纷争的漩涡，这一次又是源于要赴美国举办一次展览。有关这次展览的所有相关事项——从资金来源和赞助人的地位，到展品的挑选、准备、装运，甚至是这次展览的名字，都存在疑问和争议。毕竟这是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首次考虑前往美国举行展览。
这次展览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密切相关。首先，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试图对展品提出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北京和台北两边都保证，美国法院不会受理这类诉讼，这一问题由此得以解决。接着是展览名称的问题，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要在展会名称中加上“中华民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经过双方协商后，这场争论也渐渐平息，台湾方面最后勉强同意将展会名称定为“中华瑰宝：来自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宝”。政治因素还影响了这次展览的资金筹措和赞助人。随着对中国大陆投资兴趣的日益增长，花旗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退出了对这次展会的赞助。甚至连美国宏基电脑公司——台湾主要的电脑生产厂商的分支机构（随着在大陆生产装备的迅速扩张）最后也退出了。
这次展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拉开帷幕，然后相继到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美国国立美术馆。巡展的各个环节此前已经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华艺术研究者方闻反复商议过，商议的过程前后经过了好几年时间。展览合同签订于1994年。方闻负责安排展览的赞助人和支持者，在1995年几个美国公司撤出资助的举动导致人心动摇之前，赞助方面已经做了安排。但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对这些潜在的资助者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压力，也不知道这些资助者会不会自己得出结论，认为与台湾进行这样一种高姿态的联系对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不会有什么好处。撤资的事确实发生了，台湾当局的“立法院”步入困境，它拨出了310万台币用于支持这次展会。
台湾故宫的建立（5）
接下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挑选哪些画作和文物参加展览。一共选出了475件艺术品，其中包括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从7世纪到14世纪的早期绘画）。这些极为珍贵的限展品很少展出——通常是每三年展出40天。当台湾人得知这些珍宝也要被安排去美国展出的时候，一场风暴在岛上爆发了。台湾民众强烈反对这一决定，“立法机关”也下令进行调查。在选出的展品即将装箱运往纽约的时候，“立法院”只好下令禁止这27件作品赴美参展。这场纠纷持续了两个星期，后来，做出了妥协性的裁定：从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里拿回23件，留下4件参加展览，其他19件重要的艺术品被限定只能展出40天。展览过程中这23件作品中有6件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剩下的17件分别展出于其他的几个博物馆中。这次“中华瑰宝”之旅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展览过程中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复杂性充分提醒了人们：外交方面对于这份收藏十分敏感。
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仍然是中国皇家艺术品的宝库，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院的维护和陈列都达到了国际水准。这份收藏从1948年来到台湾以后也在不断地扩展。最初，藏品主要由明清时期的绘画和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组成，后来博物馆竭力扩大收藏，接收了早期的陶器、新石器时期的玉器、更多的青铜器、六朝时期的佛像及书法作品等，馆藏日渐丰富。
从2000年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始终强调，要增强台湾本土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而降低其与大陆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关联。与此相一致，台北故宫博物院制定了21世纪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要把台湾本土的文化和艺术融入博物院的收藏和项目中。院长杜正胜说：“在新的世纪，博物院将吸收台湾本土的丰富活力，为宝岛人民介绍其他类型的文化，从而走下皇帝的宝座，走进本地民众的生活中。”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否能够重新和北京故宫的现有收藏合为一体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同样我们也难以预料台湾是否能够回归大陆。在持有“台独”思想的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更加让人疑惑。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预期，在未来必然会像在过去的近3000年一样，围绕皇家藏品的政治和艺术问题永远都将相互纠缠、难解难分。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1）
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的这种举动是在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到台湾去，也是在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岗位。1948年秋天，故宫有一批工作人员没有随国民党逃到台湾，而是选择留了下来，当然，也有人是迫不得已而不得不留下来的，院长的决心对他们都是极大的鼓舞。
◎建国初期的故宫
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进入北平，朱德总司令便立即布置军事占领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共产党进入北平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首都打扫干净。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说：“从1949年到1951年，北京布满大街小巷的垃圾被一车车地运出去。”而紫禁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当时的报道，“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当博物院委员会重返故宫时，他们发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成山，有些部分甚至被半埋在沙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