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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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22年的时候，公众对皇家藏品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看法在当年的一条新闻里就有所反映：“近来，有些贵重物品以某位外国人为媒介从宫中送到一家外国银行，看来宫中的意图是要卖掉它们，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很可能要失去这些无价之宝。”　这种国家所有的观点和1914年协议的精神大相径庭，按照1914年的协议，从东北各个宫殿运回北京的珍宝是从皇室借来的。
　　因此，在1911至1924年之间，逊清王室一直认为它对各个宫殿的所有藏宝都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共和国却认为自己有权力界定哪些珍宝应该充公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基础，哪些还可以由皇室继续保留。
　　◎　离开紫禁城
　　1924年，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和逊清皇室已经做好了永久性搬进颐和园的准备。颐和园曾经是慈禧太后最钟爱的休养之所，但是直到1908年老太后去世之前，这个园子从来都没有做过寝宫。庄士敦很赞成这次搬迁，因为原本在紫禁城暂时的居住已经延长了11年，庄士敦担心政府会以此为借口而取消其对逊清王室的种种义务。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皇家藏品的所有权问题因为搬迁计划而凸显出来，庄士敦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给出一个意见，把可以合理看作国宝的那部分藏品收归国有，皇室就可以毫无争议地拥有剩下的部分了。”不管怎样，搬至颐和园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冯玉祥使这个计划泡了汤。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在打败另一位军阀后占领了北京，他断然命令溥仪和满清皇室在1924年11月5日下午离开紫禁城。当时冯玉祥想到了要控制紫禁城里大批珍宝吗？11月4日，在实行驱逐命令的前一天，冯玉祥和他的幕僚们公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中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查点宫里的每一件物品，从衣饰到日常用品，以分清哪些是国宝和历史遗迹，哪些是属于清室的私有财产。”　这个命令依然延续了从过去到现在在涉及皇家藏品时所使用的含糊语言，它也成了日后各党派纷纷对藏品主张权利的祸根。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3）


　　溥仪正在和皇后吃苹果的时候，冯玉祥的最后通牒到了。一个宫女大叫：“士兵来捉您了！”在最初的反抗之后，溥仪再没有援兵来抵挡这场决然的军事威胁了，他只好交出两个御玺并且同意在当天就出宫。因为有位太妃刚刚去世，为了操办丧事，两位老太妃被允许在宫里作短暂停留，几个太监和侍卫留下来服侍她们。而他们也最终在11月21日全部出宫。
　　◎　溥仪的命运
　　溥仪最初搬到了紫禁城外他父亲的府邸。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没有一个想接待溥仪，然而日本人很快意识到溥仪对实现他们的计划会非常有用，并能给他们提供建议。没多久，溥仪就逃离了他父亲的家，日本人在天津给他提供了一所大宅子并将他置于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之下，他在那里从1925年待到1931年。
　　溥仪显然很有幽默感，在逊清皇室私产和公共财产的问题上他也能开玩笑。1925年在日本领事馆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溥仪举杯说：“是不是民国政府发现我们的茶壶、茶碗和炊具都是国宝呢？要不然怎么留给我们的这么少？”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溥仪随之搬到满洲，成了日本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那里他被称为康德皇帝。溥仪仍然占有着那些他和溥杰当初偷偷转移出紫禁城的典籍、书画等藏品。虽然在天津卖掉了一部分，还把一些当礼物送了人，但大部分藏品都被装船运到了满洲，藏在长春溥仪宫殿（原盐仓所在地）后的小白楼里。
　　整个二战期间，溥仪做着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位日本军方代表授意溥仪收拾一点细软，做好逃跑的准备，逃跑的目的地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镇，从那里再伺机逃往日本。准备逃走的时候，溥仪选择了他最重要的“宣统”御玺随身携带，这枚玺上镶有八块交错互扣的玉。他还在随从的箱子里塞满首饰和璞玉，带着家人随从一起逃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他和他弟弟从紫禁城里潜移出来的大部分艺术品丢下。
　　8月18日，溥仪在沈阳机场等着飞往日本时，被一位俄军指挥官认了出来，他向溥仪伸出手说：“是溥仪先生吗？”随后，这位指挥官将溥仪押送到苏联监禁起来。溥仪在苏联一直待到1950年被移交给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新中国又被监禁了几年。出狱后，溥仪生活在北京城，在这座昔日的皇城里做了一名园丁，自食其力度过了余生。
　　◎　清室善后委员会
　　从1924年11月5日下午末代皇帝和皇后被断然命令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刻起，皇室留下的珍宝就处于危险之中。这高墙金顶的庞大建筑实际上变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
　　为了防止偷盗，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在溥仪出宫后的第一天，摄政内阁召开会议，任命李煜瀛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员，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曾经在1924年的第一届国民会议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还帮忙使庚子赔款中法国的那部分得以归还中国。作为一名公认的进步教育家，在决定逊清皇室的命运上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政府的。
　　　善后委员会控制了紫禁城及城里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玺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个御玺全部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放回以前的地方，并加封上锁。同一天里，善后委员会的其他13名成员也被任命，8个代表国民政府，5个代表满族皇室。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就职，两天以后，委员会决议对宫廷物品进行点查，编制一份完备的清单。尽管逊清皇室的5个代表拒绝参加，善后委员会还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1月24日开始进行点查工作。
　　李煜瀛让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负责重要的古物馆，以便帮自己分担对宫廷珍宝负有的重大责任。中国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易培基作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初次为人所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灭，便去了日本，成为当时很多留洋人员中的一个。回国后，易培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因为卷入了一场把本地军阀赶出湖南的运动，易培基被迫从他的家乡长沙逃走。他来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顾问。1923年孙中山委派易培基为他常驻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务是和西方国家谈判收回庚子赔款。1924年年末，几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协助编制宫廷物品目录的工作。这几名学生中就有那志良和庄严，从这次点查工作起，那志良和庄严就开始了在故宫终其一生的工作。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4）


　　◎　点查藏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分国有和私有财产。“国有”最初被定义为历史遗物，“私有”则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编目成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庄严回忆了编目的过程，一个人负责记录，一个人负责鉴别，另一个人给每件物品编号，第四个人贴标签。这样的四人工作组里面，只有做鉴定和贴标签的人被允许触摸这些物品。现场还有一位摄影师随时对不寻常的物件拍照。没有人可以单独留在宫里；工作组离开要随时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工作组成员才能出宫；所有的行李都要经过检查。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后制定的，当时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监中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重要书法作品，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规定。
　　编目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数字目录体系，以文物所藏位置为主要基础。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种类和年代进行了归类。最后，被编进目录的大约有9000多件书画作品或碑帖、一万多件宋清之间的瓷器、5000多面青铜镜、700多件其他青铜器、1600多个印章以及不可胜数的玉器和成千上万的小艺术品、挂毯、景德镇瓷器等。
　　进行编目的最初几个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的冬天，易培基冒着严寒每天都待在宫里。烧着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减缓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砚里结了冰，毛笔又僵又硬，工作人员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为了保护脚，那志良穿上了厚袜子。要买更多的炭烧火盆，还要给年轻的学生和卫兵支付工资，这些都需要钱，可是政府不愿意付这笔曾经承诺过的款子。
　　1925年4月，宫里发现了巨大的储藏室，易培基让人卖掉了其中的一些储藏品，为进行中的博物馆工作提供资金。卖掉的东西包括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和衣服，这些都是对博物馆收藏来说不太重要的种类。但是，卖这些东西得到的钱也仅够支付第一年的炭钱和工资。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充满了兴奋和惊喜。庄严还记得，当他和这个新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内廷时，他们曾经满怀敬畏地想，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内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访问庄严时，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试想，一个年轻的学生将被允许穿过紫禁城的城门，走过长满青草的庭院，将头一次进入先前的内宫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欣喜的事情，在坤宁宫发现了一个圆形双柄青铜器，器物侧面刻有铭文，通过这些铭文可以断定这件青铜器是王莽时期（公元9－23年）著名的谷物量器。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是在1925年，这一年发现了一组装了1000多件书画作品的木箱子，显然这些箱子是准备好要装船的。1925年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杰从紫禁城偷偷带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单都被发现了。在后来努力找回那些艺术珍品的过程中，这些清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点查工作完成后，新的博物馆在1925年10月10日（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开放，并被称为“故宫”。　
　　开放典礼在乾清门举行，有很多政界要员出席，此外，还有2万多名花了一元钱买门票进来的人，他们都想目睹一下宫廷珍宝。黄郛（时任摄政内阁的总理）发表演讲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
　　直到1945年北京结束被日本占领的状态以后，博物馆的计划才得以彻底实现，那个时候距离易培基去世的1937年已经很久了。日本侵略战争和中国国内战争使这个博物馆和其中的收藏陷入了长达20年的混乱。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1）


　　日本侵略战争、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内战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战争之中，此时皇家藏宝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军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把故宫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迁移到南方去，以保护它们免受战争的侵害。中国皇家藏品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迁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　古物南迁
　　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同意了古物南迁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博物院卖掉了宫里库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为珍宝南迁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烦琐的古物装箱工作也开始了。
　　在中国历史上充满暴力的王朝更迭中，皇家珍藏常常被胜利者作为战利品夺得。而这一次，人们极为仔细地为藏品的南迁做了准备。比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庄严就曾描述过运送秦代石鼓时艰苦的准备工作。秦代石鼓是一组在初唐时期重新发现的十个半球形石头，上面刻有古老的铭文，还有公元前221年留下的印章。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石鼓也作为南迁文物的一部分于1933年被运往南方。为了尽量保护石鼓不被损坏，他们先用一层层的湿纸包住每一块石鼓，按紧纸张，使纸的整个厚度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接着用麻绳把石鼓紧紧捆住，麻绳之外再裹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最后才把石鼓放进装有稻草和棉花的木箱里封好。这次南迁的文物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主要类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