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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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会被推翻，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就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红旗落地神州变色。
祝正鸿遇到这样严肃的问题，也只好说几句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套话，同时他强调，对这十一个小时的审查完全是正确的适时的必要的，烈火炼真金，十一个小时连接着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他暗示，陆书记上边有什么老关系没有？了解您的，现在正管着事儿的，可不可以请某位首长为您说几句话？
陆浩生撇了撇嘴，一副为难的样子，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想为你说话，会说的，如果说话不方便，那就更不要去活动为好。”
祝正鸿点头称是。
他发现了陆浩生这一类人的弱点，大学生，“一二·九”，延安，革命干部，组织生活，政治学习，批判斗争，他们的生活太单纯了。多年在一条单轨上运行的干部生涯，离开了领导与被领导，离开了在领导与被领导系统中的一定的位置，他们孤独无依，寸步难行，六神无主，还不如失去了娘的孩子。
陆浩生让正鸿看他的小小三屉桌，桌上堆满了宣纸：自从五年前对他解除“监护”以来，陆浩生等待“审查结论”期间，每天以毛笔蝇头小楷恭录毛主席著作。他已经抄完了主席的全部诗词，老三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陆浩生说：“我的精神力量就来自对毛主席的著作的抄写，每天抄七八个小时，我已经抄了五年了。”陆浩生给他看这一批充溢着墨香墨臭的“书法”的时候，陆书记满眼是泪。
祝正鸿觉得惊心动魄。
知识分子“忠”起来，哪个工农也比不上，工农毕竟要实际得多。而知识分子的忠，无边无际，又像抒情，又像浪漫主义，又像童话，又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又像为忠而忠，甚至像是表演。
“我也写了一些检查和历史交代材料，你看，这是底稿……”那也是一批蝇头小楷的手稿，祝正鸿的目光瞄了一下标题：“关于我的反动出身”，“检查我的怀疑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深挖细找我的路线错误的阶级根源与世界观根源”，“我十三岁至十六岁的一些经历”……
祝正鸿的感觉是惨不忍睹。一个老革命，一个老领导，一个神气活现的好同志，怎么一旦落入这种境遇就会变成这样！
“我只盼着有一个结论，我只盼着能允许我恢复组织生活，只要是党还要我……”已经年逾花甲的陆书记竟孩子似的哞哞地哭起来了。
陆浩生哭起来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陆书记的嗓子本来是不坏的，但是他讲起话来爱激动，一激动就发出一种混合着假嗓的嘶哑和锐利的噪声。过去，祝正鸿是在听陆书记的报告时候听到过这种声音的。陆浩生做报告总是特别投入，他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搓澡”。一个运动进入了后期，陆浩生做报告了，他列举了运动的巨大成就以后，就会说：“对于人民来说，这是一次荡涤污泥浊水的运动，是一次洗手洗脚，洗头洗澡的运动，我们的身上不大干净呀，手脚不大干净呀，脑子不大干净呀！有的朋友，有的先生，有的同志，这个这个，洗澡的自觉性不怎么强哩，怎么办？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积极分子帮着搓澡嘛……”说到这里，不等听众听清，他自己已经笑得转音转气的了，已经笑得又打鸣又尖叫又像吹哨又像拉风箱了，一笑，他的口齿更加不清，他的方言也更加难懂了。讲到精彩之处，他的嘴巴会变得奇大，眉须扎煞，上体晃动，如醉酒一般。由于祝正鸿听他的报告多矣，才勉强听得出他的搓澡论：“……搓澡的同志，热心有余，温柔不足，也是有的，搓得痛啦，搓得破了皮啦，搓得临时出了点血啦，个别的搓得有点脱臼啦，这也是有的啦。哈哈哈哈，痛了，我们再贴一贴止痛膏药嘛。出了血，上点二百二嘛。脱了臼，还得再正骨再打石膏嘛。但是不洗澡是不行的，同志们，由于怕痛就不洗澡不搓澡，那是不可以的，那就害了你们……”
陆浩生讲新闻问题的大笑大叫也使祝正鸿难忘。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刊登美帝国主义的反华议论的时候，他说：“同志们，依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是不行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台，就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喇叭筒啦，而人民是不答应的，把人民的报纸，人民的广播变成艾森豪威尔的喇叭，人民是要抗议的，哈哈哈哈……”他于是大笑不止，笑出了眼泪，笑得没有刮净的胡须上沾满唾液的银星子。
祝正鸿还想起陆书记讲反胡风问题，他说：“有的民主党派的朋友提出对胡风的事要公审，主席说了，公审可以，可公审了我们就要开杀戒了，什么罪名，怎么个判法，不能含糊的。还有许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们的政策是要化敌为友的，公审完了，也就得把他们统统带上法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人民会起来打死他们的，哈哈哈哈……”
陆书记讲话有他的独特风格，诚恳，大气，浑厚，激动，放得开，有时候似乎还颇憨直。他是一个经常的做报告人，他管文教宣传，再合适没有了。
可现在呢？眼前的这个凄凄惶惶嗦嗦抖抖颤颤的糟老头子，就是当年做经天纬地的报告的陆书记么？
祝正鸿尽量劝慰了陆浩生。他暗示说，他现在已经不在政工组了，革委会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只是卫生局的一名处长；他特别强调说：“我的觉悟与表现也很差，至少是不够。好多事我也是糊里糊涂。慢慢学习吧。不管怎么样说，您一直是关心我帮助我的，我很感激您。我一直不安，当初对您的揭发，我也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
听了祝正鸿的话，陆浩生的目光里有一点欣慰，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反感，他急躁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样说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绝对不能翻的，你对我的批判是正义的，是革命的，对此，我们谁也不能动摇。”
祝正鸿一怔，他的嘴角不为人注意地一撇，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忍了忍，才没有说什么义正词严的话。好劲！正是啊，你这儿松一松，他那儿就攻一攻呀！
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张银波回来了。祝正鸿热情地与张银波打招呼，张银波警惕地望着他，嗑嗑巴巴地所答非所问地与他说了几句话，同时对祝正鸿显出了一种她身上少有的点头哈腰的神情。只是在祝正鸿正式告辞的时候，他看到张银波的脸孔放松了一下，隐约地露出了一点笑意。看得出来，张银波对他的态度里显示出那么一种视正鸿为“非我族类”的意思，再说得干脆一点，张银波的敬而远之的态度里，流露出来的是对祝正鸿的厌烦。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字典上没有“忏悔”的条目。记住，永远不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刹那间，祝正鸿甚至于想，他的拒绝揭发张志远是走错了一步棋。既当了婊子，就永远不要企图让贞节烈妇们给你立牌坊，至于谁算婊子，那全看谁战胜谁了。
他的经历可真像那个脍炙人口的相声了：猴吃麻花，满拧！
既然已经臭名昭著地揭发了自己的恩公自己的老领导陆浩生了，何必再去顶着不揭发张志远呢？揭一个也是揭，揭两个也是揭。让人睡过一次也算失了身，睡一百次也算是失了身。这能赖我吗？而且，如果我对了呢？就是说，如果睡对了呢？搞政治，你能当一辈子童贞女么？如果，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被证明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认定你的拒绝比毛主席的发动更正确更道德？
让祝正鸿比较一下吧，比如陆浩生与张志远，哪一个更正派，哪一个更忠厚，哪一个更与人为善？如果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做领导或者是做爸爸，他愿意选哪一个？
张志远是个王八蛋！他突然骂起来了。
也许他本来应该揭发的恰恰是张志远。不是张志远被挤走以后，那么多同志拍手称快么？
再找不出比侯宝林这个相声更精彩深刻的了。你请客，来了一些人，你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些客人不爱听了，走了一部分。你说：“怎么不该走的都走啦？”其余的人不爱听了，便又走了一部分。你着急了，你说：“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的客人也吃心了，大家都走了，空荡荡，白茫茫，真干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祝正鸿。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他起床以后径直去了医院，他对医生说了这儿不舒服又说那儿不舒服。他最后被留下住了院。经过反复地检查，确定他有心房颤抖，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慢性支气管炎初期等症。医生要求他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同时同意他再次住院观察和治疗，注射丹参和肝精，服用复方甘草合剂和板兰根汤剂。
按他现在的级别，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得住个四人一间的病房，但由于他这是第二度在卫生部门工作了，院方对他还是另眼看待，帮他找了一间依托在楼梯转弯处的小房，这间房子不太正规，原来是医疗器材的贮藏室，院里改造了一下，成了一间特殊单人病房。这间房说好就是好，说差就是差，祝正鸿住进去，有单人病房的清静方便，却不必承担住单人首长病房的名声——甚至可以解释说，由于房间不合规格——面积小而且房顶是一个斜面，不宜病号，只好委屈卫生局内部人员将就一下。
他的病床旁的小柜上放满了精装赤面圣经纸全一册《毛泽东选集》，袖珍精装全一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他也放上了《红旗》、《朝霞》等杂志。但他真正读的是赵青山的新作《遍地光明》。听说这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是赵青山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他非常佩服。人家毕竟是作家，虽然内容全部是批判单干宣扬农业合作化，一切结构故事都符合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但毕竟有一些农村的生活细节，读了令他发笑，令他共鸣，又使他担忧：这些细节万一被抓住辫子当作丑化农民来批怎么办？例如描写一个农民，家里来了客（读且）也让人家帮着择豆角，虽说这是写的中农，他倒觉得这不限于中农，这总是有一点拿农民寻开心的味道。还有一些农民喜欢讲的俗语俚语，他读起来也觉得有趣，作家这个玩艺，没有还是不行的，那些指导赵青山管理赵青山掌握着赵青山命运的人其实哪一个也赶不上赵青山，呜呼！世界上，究竟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运气，什么叫权力，什么叫公平呢？揪住这些抽象的概念不撒手，就只能自讨苦吃，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怪物——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不能成事，书读得愈多愈蠢，而赵青山之流，也只能是诚惶诚恐地仰权贵而长跪，仰权贵而觫的奥妙所在吧。
词儿妙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词儿上的。词儿最多是毛，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服，行吗？
人在医院小住大概也是一种乐趣，一种经验，一种生活方式。他住了医院，也就心平气和，声微力弱，全面收缩起来了，他愈住愈像一个真正的病人了。吃得少，睡得多，话少，发呆多，时而哈欠，时而咳嗽，时而呻吟，时而苦笑，他自觉自己确已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新境界。而医院对他的态度是一切由这位特殊病人做主，一切听他自己的，你说病就是病，你说吃药就吃药，具体药物选择医生与你商量，医生提供咨询，你说吃流食就吃流食，你说半流食就半流食，你说今天回家住去也可以回家住去，理论上你仍然是病人，仍然在住院。
也许这一段住院更重要的是检查，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医院还是进口了一批新的超声波与放射性元素检测仪器，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众位医院的服务对象有病没病，这病那病，都以受到先进仪器的检查为荣耀，为神气，为幸福为地位和“行情”的象征。几个干部碰到一起甚至会交流：“你照B超了吗？”“你作同位素扫描了吗？”祝正鸿当然不能免俗，他的位置使他不能进入接受进口仪器检查行列的前排，但他住在医院是可以候补等缺，只要仪器得闲，比如约好的人物到时未能前来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鸿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检查。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准特权感到满意。他是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