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 amc金融资产管理与发展 刘鸿儒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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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它一时确实又还不了银行的帐，再加上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我刚刚讲国家也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碰到这种情况，它都不可能采取严格的商业原则。“说那就好了，你们都破产吧！”那也不可能，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像有些国家会造成连锁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导致我们当时一定要考虑到底怎么样，特别是在遇到了1997年开始的东亚经济危机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考虑到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仍然有这么多的严重的不良资产一旦遇到这种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话，我们的银行自己就没有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当时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或者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使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的状况要有所改善，它本身要能够具有抵御金融风险的这种能力。同时因为它设计是国有企业，所以要把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的做法。比如说债转股的办法；比如说对国有企业破产的某些优惠政策等等。要把和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样一个措施把它衔接起来，力图能够做到中国改革中间现在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困难问题。最困难的问题，一个是金融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所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面临的任务是非常地艰巨，而且我刚刚讲，它是需要一个高度的业务技巧。它没有可以按照一般的商业运行原则，原来没有这条路，就是你得趟出一条路，就是又不能让这个社会风险太大，又要遵循这个商业原则，然后你对资产的处理过程中间，你又要保持资产的保值。同时你又不能是说因为这个资产已经是坏的，坏资产了，给你的1。4万亿的资产，是个帐面的资产，这个资产到底有多少？它值多少钱？你拿到手上资产，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把它搞清楚。你把它理清楚，然后按照商业原则，尽可能地保持国有资产，不要过多地损失，然后还要不能够因为你这样一个举动，导致了一些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所谓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就是说破坏信用的制度，有钱就可以剥，只要有什么办法，我就要赖着帐，我就可以不还。总而言之你觉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这项工作是非常难的。
通过你的这个表述，我们就感觉出来了。你刚才说难的时候，底下点头的都是金融资产管理的，深有同感。那么刚才你提到一点，叫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了之后，可能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成立这个AMC，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还有哪些我们国家要成立，这样四家AMC的出发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们请其他三位嘉宾，也给我们讲一讲。
我说一点，其实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理论上在进行讨论和铺垫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四家银行积累了那么多的不良资产，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怎么处理它，当时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就是说银行本身去消化它，或者银行本身去处理它，没有必要单独设一个机构来处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银行多年来采用的方式。比如商业银行自己搞一个部，把不良资产全部移交给它，那么它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法律小组或者清算小组，它来去做它。有人说这样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需要单拿一个摊子出来，这好像听上去合乎大家的普遍的共识，至少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有这种想法，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很巨大的。如果银行自己造成的这个不良资产，银行自己去处理的话也会遇上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么大的系统你要落实到基层，然后让基层去处理，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最终有可能不但处理不了，还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说，我们还是成立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那么按照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其他国家的一个模式，比如泰国、韩国、日本，都有类似这样的公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是成立什么样的公司，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就像日本一样，我们成立一家公司，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这家金融管理公司去收购不同银行的资产，然后由它去处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四家银行的资产来专门处理。那么现在看来我们这样做还是有它一定道理，通过三年的工作，我们体现出它的一定的优越性，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需要让大家有所了解，还有呢？刘教授，这个问题根上来说，还是商业银行改革的客观需要，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这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怎么办？最主要的问题，它是承担政策性的问题，承担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需要，接下来就有一大批的不良资产处理不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商业银行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商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那它老背一个大包袱，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它不可能轻装前进不可能按商业原则来运作。因此就曾经是两个设想，第一个就成立政策性银行，把它政策性任务，贷款任务分离出去。当然现在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一个是多年遗留下来的，背着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压力，所造成的负担。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可以为什么要集中解决呢？就是因为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这样搞政府型的银行了，再继续搞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国际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好，国际的经验教训也好，看来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影响我们整个的银行的信用。风险会加大，所以这两方面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风险加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在国际金融变化比较激烈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
那么刚才讲了，可以在银行内部，但是我们国有不良资产，量大面广，数量有的很小，它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法律，专门的人员，按专门的规则来运作的话。它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特别是和原来的银行在一起，搞贷款的人，批准贷款的就是这些人。你让他再处理这个贷款，这个手会肯定很软，它就保全国有资产有点难度，它有专门的机构和原来的关系脱开了，我用买过来收购的办法，咱俩分开了，然后我就加大处理力度依法运行，这样力度就会大。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才，有专门的法律，那么专门的运作规则，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明显。我想这个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取的，就是说外国也有这么做的，当然我们情况不同，但是这种做法实践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刚才四位嘉宾谈了，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我们国家本身金融业改革的需要，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不是在金融业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成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应该说是有这样的必然性。如果不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方式去处理这些资产，那么这些不良资产会越累积越多，最终会形成什么？形成一种信用链条的中断，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信用链条中断，就会形成整个社会信用的混乱，商品经济靠什么？靠信用。商品经济本质上讲，是种信用经济，那么信用中断以后，整个社会就陷入一片混乱。商品意识没有办法运行下去了，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但用什么方式去做，刚才我们说的有不同的方式，哪种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高。那么就采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这也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的这种环境，特殊环境来确定。我们现在这种模式，而且你不把商业银行，当时那个坏帐给它剥离出去的话，你那个商业银行你本身，那个报表你就根本拿不到世界上去参加国际化的运作，你的信用等级就非常的低，所以你现在必须让商业银行，至少它本身的资产状况，要达到一个进入国际金融界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如果你这个要求你都达不到，你说你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什么竞争力？根本完全达不到国际上对商业银行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标准都达不到，所以这个是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于中国的金融业能够适应，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举个例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放了，中国的银行业要走向世界，但是国际上它有很多具体的这些规则，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对国际商业银行规定有资本金的最低标准，如果你的资本金低于某一个特定的标准，那么国际其他国家就不接受你这家银行，甚至说你如果有分行在那儿，“对不起，请你关门，你回国去吧，咱们这儿不欢迎你”。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不良资产坏帐应该冲销资本金或冲销你利润，或冲销你资本金。如果说我们有，多少多少不良资产，比如像我们拨一万四千亿，如果说我们就拿着这样一万四千亿到在国际上去，那么你的一万四千亿和你的资本金相比，“对不起” 你试想是什么样结果，负的，没有资本金你来国际上来做什么业务，请你回去吧，你在国内可以，到我们这儿不行，那么中国银行也就永远只能够关在家里边。
所以必须要通过某种形式，把这个坏帐给它清理出来。那么才能符合国际的标准，当然我们说这个坏帐形成，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银行，纯粹是银行不行，没有技术或者是银行乱弄出来的。因为中国刚才说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形成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连带关系，所以这个不良资产的形成，它是有它历史原因的，并不是说完全是银行不敬业。或者银行不审慎管理这些资产，形成了一种结果，我们应该从客观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
刚才唐先生你说得很简单一个比喻，如果你没有本钱，就不能参加人家的游戏。那刚才你也提到一点，说在最初我们国家成立四家AMC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根本就没有必要，单独辟出这样一个机构让银行自己去解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一个新的事物诞生或者一种新的机构要产生的时候，尤其在金融业大家都比较关注，它肯定会有很多的，大家探讨之处吧。可以说商榷之处，那么在当时还有哪些不同的声音，可能这个柏女士你听得最多的。
这方面，当初成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就比如说当时有的同志就提出来，你这个不良资产的损失，刚才几位专家都说了，因为你这个是帐面上的一万四千亿，实际的资产还有多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将来是由谁来承担呢？
因为中国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国家要出台一个债转股的政策。这个债转股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银行本身是不能够持股的，所以它要找一个机构来持这个企业的股。那么如果当时有争论的就是说，如果是说债转股了之后导致这么一个结果，企业说我如果欠了债以后，我就把它转成股就完了，那就是谁欠债谁就愉快了，谁欠债谁要不还的话，谁就占便宜了。
这个东西就觉得，你把这个资产弄给它，不是让欠债不还的人占便宜吗。那儿以后不是导致以后国有企业也有依赖性，那就行了。那咱们以后就欠吧，欠了就不还，不还以后就债转股吧等等。咱们现在弄清楚这个问题，这些担忧能存在吗？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有一种看法，认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来说叫“一剥了之”，剥完了就算了，对它自身没有多大的改进。
第二种就是刚才金所长所说的，企业搞债转股就叫“一转了之”，两头都堆到你这儿了，反正债也不要还了，改成你的股权了，将来以后怎么着再说了，确实是这样子一个思想。当然经过我们三年来运作的情况，我们觉得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担忧，或者当时的一些想法，还不是那么回事。
另外两位嘉宾，你们刚才听了我们说当时成立之初，有这样不同的声音，有这样的担忧，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你们是一个什么观点，刘教授你先给我们说一说。
这些担忧依我看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有它的客观原因。你说它一拨了之，意思就是说银行不要再收了，那边是一转了之我以后就不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不需要它收了，转给柏总去收了。从表面意义上来说，它反映了一个现实，它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如何建设的问题，就是说贷了款就不还，我在农业银行清理农业银行，刚成立我清理农贷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