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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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连他自己在弥留之际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又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辞世后两年，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宣告了中国大地上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寿终正寝。后来人们探讨“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竟然与张之洞有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①讲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故其对恩师的评说多有溢美，但“种豆得瓜”之论，却也符合史实。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则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②上述对张之洞的褒扬与抨击，或从拥护民国的新派立场出发，或从哀惜清朝崩溃的旧派立场出发，其立论的基点泅异，然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认定张之洞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遣游学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所起的推动作用。这褒贬大异的对立之论共同反映了一桩历史的真情：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验区——湖北武汉地区所精心构建的诸项实绩，最终都走向张之洞主观目标的反面。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读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也许是纯正悦耳的“明体达用”的旋律，其实，在这些音响里正蕴合着“西用”与“中体”间的磨擦、冲撞，传递着张之洞力图捍卫的腐朽制度行将崩溃的信息。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其理论活动也包括在内）结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以此论之，本书传主留给后人的遗产可谓多矣。颇为显赫的物化形态的实绩且不论，单以观念形态的遗产而言，就相当丰富。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②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③倭仁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0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①《严复集》第3册，第66页。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②《欧阳萼致哀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