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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张之洞评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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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②《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③《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上。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洋务派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这种“开新”的内容,就在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科技、学术乃至于某些设施。
  国藩据实承认“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①,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②。他忻慕“西人学求实济,无论力士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③“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④左宗棠赞誉泰西学术“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⑤,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徐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仿开此一途?”③与曾、左、李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文化”开新”,又有若干进展。
  同诸洋务先进一样,张之洞在阐明采纳西学的迫切性时,也是着眼于新的世界大势。他在《劝学篇》中极言封闭守旧是自招灭亡,“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④。“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的然可据者哉!”⑤在这里,张之洞以是否“有益于中国”、是否有损于“圣教”,作为取舍西政西学的标准,意在说服守旧者打消畛域之见。
  较之诸洋务先进,张之洞讲求西学有拓宽领域之势。曾、左、李辈对西学主要注意于技艺层面,而张之洞则主张,不仅要汲纳西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应当随之采用若干“西政”,这便是他所谓的“政艺兼学”。当然,张氏所要采纳的“西政”,非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各项社会设施。张之洞对“西政”和“西艺”有一个明确界定:“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二十余年的“洋务”建设中,张之洞身体力行这种“政艺兼学”的方针,而系统的文字阐述,则见之《劝学篇·外篇》。在这半部书中,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列举其“开风气”的文化主张:
  益智第一。“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求智之法,“一日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尤以日本为宜,“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设学第三。广开学堂,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学制第四。介绍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文,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从功近而效速着眼,“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外国报馆林立,“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变法第七。“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明确提出法制、器械、工艺,皆当变通成法,仿效两人。斥责反对变法者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又特别强调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原因在“先后失序”,而非西法本身之病。
  变科举第八。科举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拟三场分试之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
  农工商学第九。批评文人儒士鄙薄农工商学的传统观念,“荀卿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未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应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工为体,商为用”,“商为主,工为使”,“二者相益,如环无端”。
  兵学第十。“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中国兵学,素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兵学必取西人之长,方为“强国之由”。
  矿学第十一。矿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可派员出洋学习,亦可募西人来华办矿,“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己学成,此借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
  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张之洞以前的洋务大吏以及改良派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多有论述,但在着意突出文化”开新”的意义,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内容、要点方面,张氏《劝学篇》实为集大成之作。
  进入二十世纪,当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在致鹿传麟的电报中说:
  去腊变法谕旨(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慈禧和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引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之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明确提出,若不广采西法,“变法”则文不对题。在致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之洞进而指出:
  “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两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条整顿中法措施。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内称:
  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罗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来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比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张之洞所提出的采用西法十一条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文化的改革,而此折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文化的改革。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8页。
  ②同上,卷十四,第10页。
  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9页。
  ④《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8页。
  ⑤《海国图志·序》。
  ①《左宗棠年谱》第12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二十五。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④《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⑤《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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