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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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意在使人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蓄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①关于“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学务纲要》开宗明义予以申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②其宗旨仍在德智体三育的全面发展，而居于统率的德育，则大体沿袭传统故辙。
　　在新型学校管理制度的草创方面，张之洞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清朝旧制，为管理地方教育，每省设提学道一人，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地方巡视科举、督察学务的“客官”，且地位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平起平坐，地方无权调遣。而且其管理方式，也不符合新式学堂教育的要求。随着湖北地区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设立隶属地方行政首脑的专职管学机构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率先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统一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他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癸卯学制”中，规定各省均仿湖北成例，设立学务处。张之洞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基本构想：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京师大学堂请另设总监督一员，“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①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长六处。专门、普通、实业三处，分别管理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实业学科学务。审订处审订统一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事宜。会计处管理学务经费。学务大臣属员应选深通教育事理的京师大学堂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游学生充任。各省学务处应按此对口设立普通、专门、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科。以期上下贯通。有效运转。
　　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明确表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他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建议派员考察各国学制，而以“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①。“癸卯学制”就明显带有仿照日本学制的痕迹。而且，游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体制构想中，始终占有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又十分强调维护“中学”的至尊地位，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更有甚者，《学务纲要》竟专列一条，“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文端士风”。其间批评“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他进而推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③其顽固迂腐溢于言表。
　　当然，在”中学力体”的前提下，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于“西学为用”方面，仍有不少开拓性贡献。如《学务纲要》明文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防障西学”，“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科学相间讲授，乃各国成法，具有深意”，等等。以上分析表明，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乃是一新旧杂揉的拼合体，它集中凸现出晚清“洋务”教育的过渡性特征。其培养目标，正如鲁迅所针砭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①尽管如此，张之洞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李提摩太建议速增订西学课程，科举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一概不取。张之洞奏折之意与此略同。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③《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②许编《年谱》卷九。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①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页。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专设学务大臣片》。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京张治秋尚书。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2页。
　　③《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4页。
　　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启发学生思维，举一反三，“课一解即通一经义也，课一论即知一史案也”①。他主张诸生相互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多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此友之益亦师之亚”。②转化为洋务派以后，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更加注意将课堂传授知识与实际演练操作结合起来。光绪十二年（1887年），他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到军舰和军营实习。如遇外洋各国作战，可“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③。为了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学堂附没有机器厂一座，厂内装有各类机床十七台。另外，水师学堂还配备广甲轮一艘，作为学生练习用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方便学生实习，学堂专门由大东门内迁移至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址），以与农事实验场相毗连。
　　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