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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张之洞评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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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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