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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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①。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⑤《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①《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②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全集》，卷二百，电牍七十九。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④《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383～385页。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
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②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③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⑤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①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②。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①《劝学篇·内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天津李中堂。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三，《淮海等处团防经费开单请销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第2066页。
第二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从出任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具体负责地方军政要务，于军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方面，认识逐渐深化。抚晋之初，张之洞即发现传统军制弊端丛生，非兴革不敷时用。他在《筹改营制折》中论道：
绿营积弊无可挽回，勇营、饷营、章营制均胜绿兵，而其病在随将领为去留，不与地方相维系，且不习风土，亦往往有迂地弗良之时。……拟将通省绿兵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军，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①他将晋省裁改兵制应议事宜分列十二条，即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防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统领公费、长夫限制、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留守兵。根据这一基本构想，张之洞锐意筹编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②练军是从绿营、勇营向新式军队过渡的军制形式。由此起步，张之洞开始了他军制改革的思想与实践。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张之洞更感到旧军改革之必要、新军编练之急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旧军制积弊有七：
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①张之洞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裁撤旧营（包括绿营制兵，练兵防勇）。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被动挨打局面。他驳斥守旧势力阻挠改革的论调：“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②这里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批评那种以“特别国情”拒绝现代化的谬说。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这种共同规律“盖兵学之精，至今曰西国而极。……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③旧式军队的淘汰，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建议清廷分年裁撤，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二十年裁完。他率先于湖北推行裁汰旧军之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将马战守兵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分为五年递裁，以“裁散不裁整，裁兵不裁官，为人手之方法”④，稳妥地解决裁旧难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张之洞根据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并将“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列为第一、二条。这一年十一月，他在暂署两江任内，编练新式陆军“自强军”。计有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十三营。其建制为步兵每营250人，分五哨；炮兵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营100人。各营还配备有医官。枪匠、兽医等后勤保障人员。这支部队，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武装力量的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军制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次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规模编练新军。经过十年经营，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称“湖北新军”。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员，镇统张彪，兵一万五百名；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员，协统黎元洪，兵四千六百名。“湖北新军”是当时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新式陆军。
张之洞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是：“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他把这七条称为“军之体也”。“凡事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立”①。张之洞认为，“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司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②。只有在建军制度、条令规则、训练方法、战术原则、军械装备等方面全行仿效东西洋各国，方能从根本上革除旧军队疲沓昏陋之锢疾，建立起精壮强练的近代武装。
在具体仿效对象上，张之洞认为，德国陆军之强冠于全球，因此当以德人练兵之法为楷模，自强军便是基本依照德国章程编制而成。光绪二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