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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张之洞评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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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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