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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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①，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②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③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①，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②”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③。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⑤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①。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②。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③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④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①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胡编《年谱》卷六。
　　①胡编《年谱》卷五。
　　②胡编《年谱》卷五。
　　③《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上谕。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张文翼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③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8页，1947年刊本。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⑤《与兄世勋书》，《袁世凯家书》第42—43页。
　　①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②沈祖宪等编纂：《容庵弟子记》卷四。
　　③载涛：《载沣和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胡编《年谱》卷六。
　　①金毓黻编：《宣统政纪》，辽海书社1934年版。

　
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②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①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
　　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陕甘总督升允奏陈反对立宪之意，自请开缺。张之洞以为其言虽不恰当，但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因而不可允其辞呈。可是，庆亲王奕励素与升允有隙，乘机进言载沣，使允其所请。之洞得知此事，“意颇抑郁”。与此同时，给事中高润生参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海衰营私舞弊，载沣准备以满员取代之。张之洞正为亲贵联翩进用而”忧形于色”，当即表示反对：“舆请不属，必激变”。载沣竟然蛮横地称“有兵在”，准备动用武力压制民心。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②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陈宝琛——引注）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他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许编《年谱》卷八。另许同莘称：“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此”。刘郎，指唐人刘禹锡。其诗《再游玄都观绝句》云：“仲桃道士旧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情绪。而之洞此时却以“衰翁”自况，故“更非前度刘郎之比”。
　　①叶慕绰：《遐庵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
　　②许编《年谱》卷十。
　　①许编《年谱》卷十。

　
第五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①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②。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
　　《輶轩语》（一卷），光绪元年（1875）著于四川学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存诸已斋格言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汇印光绪中沔阳庐氏刻《慎始基斋丛书》本。
　　《张香涛学使学究语》（一卷），蒋德钧辑，光绪中湘乡蒋氏龙安群署刻《求实斋丛书》本。
　　《广雅碎全》（四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刊》本。
　　《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二百万册，一时风行海内。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onlvHope；AnAppealbytheGreatestVictoryChangChintung）作题，于1900年在纽约出版。法国传教士热罗姆·托巴尔将《劝学篇》译为法文，在《汉字杂志》第二十六期发表。《劝学篇》为张之洞手撰无疑，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称，张于戊戌（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