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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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郡师范学堂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各属纷纷办起新式中、小学堂。不久，之洞发现，由于合格师资力量不足，小学教育质量不高，“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①，于是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于省城开设六所支郡师范学堂，分府录取，为各地培养合格师资。另外，张之洞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湖北敬节学堂，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要学堂，培养婴儿保育员。
（三）大量派遣游学生
中国学生出洋游学，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年），容闳主持，选派十至十六岁儿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赴美游学。其后，又陆续有不少青少年学生负籍欧美、日本。张之洞督鄂期间，亦十分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游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人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①另外，他还以出洋游学为加速培养合格新式教员的捷径：
“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须多设，则有二难：经费钜一也；教习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须外国游学之一法。”②在游学方向上，之洞认为，“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省，二则易于考察控制，三则相对于欧美语言，日文更便于中国学生掌握，四则日人已对西学作了选择介绍，便于学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派出湖北第一名公费留日学生戢翼翚（1878—1908）。以后又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①。
③《奏定学堂章程》。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十二。
①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4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12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一，《设立自强学堂片》。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
第五节 新军的编练
十余年的疆吏生涯，御外侮，平内患，张之洞日益体悟到“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②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他就曾萌发“筹巨款购外洋军火以练晋军”③的念头。因旋即调粤，未竟其事。总督两广期间，又编练了习洋操、配洋械的广胜军，但成效不著。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以此为契机，军制改革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有请改练洋操者，有请改定兵制者。④”张之洞屡陈奏章，力主仿照东西洋各国，编练装备新式火器，运用近代军事原理训练、组建的新型军队，以逐步取代绿营、防营等旧式武装。他批评”向来各省所习洋操者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犊而还珠也”⑤。认为必须从装备、后勤、训练、指挥、军官培养，士兵选拔等方面全行仿效外洋，“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张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期间，率先编练“江南自强军”。该军与胡燏芬于天津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后由袁世凯统领，改称“新建陆军”）同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
“自强军”编制为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官兵两干六百八十名。聘请德国军官三十五人，不仅担任训练教官，且掌营、哨两级指挥实权。士兵挑选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壮且无劣迹者。自强军训练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的热情，更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他以从两江调回的护军营为基础，招募新兵，组建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一哨。又从自强军中选聘部分德国军官担任教习，但不再授于指挥实权。《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又改聘日本教习，仿日本军制训练，并且扩充新军编制，计有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武悄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又护军铁路营步队四营。总计九千五百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张彪）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另二员，兵一万另五百员；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八员，兵四千六百员。这是清末仅次于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
在张之洞亲自督练下，湖北新军兵强马壮，训练水平与北洋新军同居全国一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令长江流域各省选派将弁赴武昌考察湖北新军的练兵之法，回省仿行。又命张之洞与袁世凯“互相讨论，参合中外，另订画一操法，名曰中国操典”。①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每饭一瓯，仍不消化”②。其辛勤劳作终于在荆楚大地开创出一番颇为兴旺的“新政”事业，张之洞本人于此也踌躇满志。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在黄鹤楼草拟一副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张之洞将心血倾注于湖北，正所谓”劳歌已作楚人吟”；而荆楚大地也深深铭记他的名字，抱冰堂、奥略楼、张公堤、张之洞路，便是鄂人对这位劳绩卓著者的长久纪念。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
③许编《年谱》卷二。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十八。
⑤《全集》，卷三十八。奏议三十八。
⑥《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①许编《年谱》卷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
第六章 暂署两江
在总督湖广的近二十年间，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至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至十一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前次是因为江督刘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朝廷调之洞代理两江，俟刘坤一返任，即回湖广。后次是因为刘坤一逝世，两江任缺，调之洞暂署，俟新任总督魏光焘履任，之洞又移篆返鄂。
之洞署理两江，时间不长，但亦留下政绩口碑。尤其是第一次暂署两江，正值甲午战起，之洞“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①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自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元旦，亦在署竞日”②，从此正可见其勉力从公之一斑。
①②许编《年谱》卷五。
第一节 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当清军进驻朝鲜牙山后，日军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汉城，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不宣而战，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七月一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年为旧历甲午年，这一场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甲午战争。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于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九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相继失守。
水、陆两方面作战的接连失利，使李鸿章惟系军事集团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政府临阵换马，于十月初调湘系军事集团的首领人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指挥对日战争。同时调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
对于中日争端，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这既是他个人昔日清流党人“卫社稷”、“御外侮”宗旨的合理延续，又与他此时倾向于湘系军事集团，亟欲通过对日作战，在军事上取淮系而代之的派系目的密切相关。还在赴江宁之前，张之洞就调遣湖北提督吴风柱率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共计一万余人，北上参战。对于取道湖北北上的其他部队，也予以饷、械援助。他给过境刘树元部银两万两，魏光焘部银两万两，余虎恩部银六万两，以助军资。又耗资四十二万两，向德、奥等国购置步枪近万枝，子弹七百万发；大炮三十尊，炮弹一万四千发以加强北上诸军人力。抵两江任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敌作战。他于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各雇大车三百辆，又购、租大量船舶，分水陆两路输送辎重。山东威海吃紧时，他主动送去自己在上海购得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
战争期间，张之洞切实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他还在湖广总督任内，即令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同时下令湖北水陆防营进入临战状态，充实编制，加紧操练。特别加强扼江防要冲的广济田家镇炮台，参考西法，与南北两岸及中路要冲吴王庙地段分建明、暗炮台十四座①。署理两江总督后，之洞见防军精锐皆随刘一坤北上，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急调粤军名将、中法战中威名赫赫的冯子材驻守镇江。又多方筹措巨额军费，奏加盐引米厘以应急需，劝令淮商捐助饷银一百万两，同时息借广东、江苏商款二百余万两，借洋款两百万英磅。他巡视沿江各炮台，见火炮陈旧，防务松懈，炮位、弹药库建筑多不合实战要求，立即下令改造炮台，添置新式火炮。至光绪二十一年（1859年）底，象山、焦山、狮子林、盘龙山、圌山关、幕府山、钟山、金山卫、龚家墟、清江浦等地炮台全部峻工，防务力量大为增强。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仍然挽回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清政府被迫通过英、美等国，向日本乞降。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派出驻美国大使张荫桓（1837—1900）与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张之洞对此极表反对。他说：“倭寇无故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则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①果然，此时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政府急于扩大战果，对谈判根本不感兴趣，以张、邵二人资格不够，且无全权为由，拒绝与之谈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山东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在取得更大的筹码以后，始应允谈判，但态度更为骄横，指名李鸿章为中方全权代表。谈判地点，前定旅顺，后又改日本马关，清廷一一屈从。三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马关新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沦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消息传回，朝野震惊，拒约呼声，响彻全国。张之洞屡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他说：“旅顺、威海及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彼时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