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中国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纪实-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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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之第7、
第48　
军，各以1/
3　
的兵力，从大别山东麓各隘口阵地出击，进攻太湖至宿松
公路沿线的日军。

及至
8　
月下旬，潜山、太湖、宿松公路沿线的日军，经第26　
集团军与第
21　
集团军的连续攻击，开始呈现动摇现象。

位于九江的日军第11　
军司令部被迫于
8　
月24　
日下令：潜、太、宿兵站
线之守备部队，分别向黄梅、安庆方面收缩，放弃第
6　
师团后方的陆地兵站
线，第
6　
师团的补给线改经长江水路，由安庆溯江西上至九江对岸小池口卸
载，第11　
军的这一决定不乏明智，长江补给线比起大别山鼻子下的陆上补给
线而言要相对安全，日军的海空军优势可以保证长江运输基本畅通。此外，
第
6　
师团后方守备部队也得以转用于西略武汉的主攻方向。

8　
月27　
日，日军守备部队开始撤退，第21　
集团军乘势收复太湖，次日，
又收复宿松。

第
5　
战区部队侧击日军第
6　
师团后方补给线，迫使日军改由长江运输，
这是一个胜利，但未竟全功。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战史中曾对此有过圈点：

“下级对上级之战略指导，未能深切了解，以致目的落空，影响全局。7
月26　
日军委会之战略指导。。以第
5　
战区袭击敌之后方，目的在妨害敌长江
之后方补给线，当时第
4　
兵团对第26　
集团军37　
师指示电令，‘以一部确保
西北各路隘口，主力由现地向西南击敌侧背，截断潜太、怀太间敌之后方连
络。’此仅为有限目标之攻击，与军委会‘。。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之
目标，出入甚大。。。以至其执行任务之手段，未能符合军委会之期望。。。
反之，如第
4　
兵团能抽出有力兵团出击，一举进迫安庆，确实妨害敌之长江
航运，则敌在九江之作战，必受影响，整个战局，可能改观。”

蒋纬国将军的点评，立意颇高，对第
5　
战区反攻部队的批评，也在适当。
第21、第26　
两集团军均未以全力出击，而是以相当部分乃至主力留守大别
山各隘口，深恐日军窜入。这确实有点谨慎有余，胆略不足。当时日军补给
线的守备部队分散于点线之上，防守尚且难以自保，何论进攻大别山隘口？
而且，第
5　
战区反击部队的企图的确有限，仅以切断潜、太、宿公路为满足，
未曾设想一举突至长江北岸，攻击江上日军补给线。或许是认为长江方面的
作战不属于第
5　
战区作战范围？如真的这么想，就有点缺乏全局观念了。


另一方面，蒋纬国将军事后诸葛亮固然正确，但认为上下意图出入甚大，
全在于“下级对上级的战略指导，有欠深切之了解。。”。此话有点偏颇，7
月26日军委会的电令，仅要第5战区以3至5个师的兵力出击。这些兵力显
然不足以达成军委会进迫长江的意图，而且，军委会训令中是否有蒋纬国将
军后来理解的那种宏大意图，也并不明晰。

不过，说千道万，战区指挥官难辞其咎。虽说统帅部命有不详，但毕竟
有反攻意图，即使无令，战区指挥官也可临机处置。白崇禧当断不断，“小
诸葛”名实相符，他学习了诸葛亮的智谋，也因袭了诸葛亮的谨慎。“诸葛
一生唯谨慎”，后人对诸葛亮胆略不足的婉转批评，也适用于白崇禧。

至于李品仙和廖磊两个兵团司令官，比起同级薛岳就逊色一筹了。薛岳
在南浔线上审时度势，相机而断，打得有声有色，不时还抗命犯上，来上个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凭着这份胆略，薛岳连战连捷，不仅未获咎于
上峰，反倒在日后出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指挥了中国最大的野战集团。
难怪武汉会战后，薛岳躇踌满志，以如椽大笔，挥洒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几个大字，那份得意，浸透了纸背。

李、廖两位就没有这个自信，倘若他们有薛岳的胆识，在反攻潜太宿时，
敢于重兵攻击，全力相搏，谁敢说江北不再来一个万家岭大捷？潜太路上，
未尽全功，这是李、廖两将军的遗憾，也是武汉会战的遗憾。

以水代兵

下面该讲讲北线日军第2军的行动了。日军大本营实施武汉作战的基本
方针是“南主北从”，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5　月下旬，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正衔尾猛追撤退的中国军队，郑州
危急。日军有可能在占郑州后，经平汉铁路南下武汉，而中国军队经徐州一
战，疲惫不堪，急待休整，站稳脚跟。为了阻挡追兵、稳住阵脚，争取时间
从容部署武汉保卫战。6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密令第1战区在郑州
附近黄河南岸决堤放水。6月9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动用2个团兵力，在
郑州以东花园口炸开大堤。汹涌黄河水像一条黄龙，咆哮而下，一泻千里，
造成了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河南、安徽、江苏44个县的广
大的黄泛区。

以水代兵，老百姓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了军事上的好处。

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战史著作指出：

“国军为阻止日军追击，忍痛将花园口黄河堤防掘开，。。5　日之内造
成广漠数十里宽的大泛滥地区，成为300平方英里的人造湖。日军第16师团
被围水中，其第14师团驰往救援，并整顿战线，停止追击。10日之后，洪
水虽退，但因道路泥泞，夏日炎热，使日军行动极为困难，国军因此达成持
久目的。”

《日本军阀兴亡史》的作者伊藤正德评论道：

“中国方面。。实施得意之洪水战术”。。“此举在中国军方面显然获
得成功，。。”

黄河决口，造成泛区的500万民众流离失所，后人对此多有谴责。但战
争意味着牺牲，弱国对强国的抵抗尤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黄河决口不仅在
徐州会战的撤退阶段发挥了作用，而且迫使日军改变了从北面主攻武汉的预


想。

日本防卫厅战史著作记载：

“6月12日的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准河水运前
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长江前进。”7月5日，华中派遣军作战主
任参谋公平匡武中佐从大本营返回派遣军司令部，带来了大本营关于武汉作
战的最新想法：

“以第2、第11军担负攻占武汉的作战任务。

第11军为主作战部队，主力使用于长江南岸，一部用于长江北岸。

第2军经大别山北麓六安、光州（今潢川——作者）一线西进信阳，但
其主要作战任务是牵制敌人，以利于第11军的武汉作战。”

南主北从，由此确定。

然而，南主北从的方针实施得极不顺利。第11　军在江北作战的第6　师团
于8月2日占黄梅后，攻势顿挫，忙于维持后方补给线路，在江南的各师团
被拖在南浔线上，一筹莫展。华中派遣军无可奈何，只得把目光转向第2军
方面。畑俊六大将对从北面打开战局寄予了极大期待，连续督促第2军尽快
发起进攻。为加强第2军，特将第3师团划归第2军指挥，使第2军具有了
第3、第10、第13、第16等4个师团的庞大兵力。

除了第13师团于7月16日在合肥以南完成集结外，第10师团自7月
12日隶属第2军起，即从柘城、永城地区向合肥方面移动，由于淮河铁桥被
冲垮，改由蚌埠附近渡河，经过难以行走的道路，主力8月26日才抵达合肥
地区，历时一月有余。

第16师团是7月26日隶属第2军的，8月初，主力从开封地区经陇海
路、津浦路，经过黄泛区，于8月底才逐次在合肥附近集结完毕。

第3师团归属较晚，9月10日主力才抵达合肥附近。

造成日军机械化师团无法快速运动集结的主要障碍，还是黄泛区。第
10、第16师团面对一片泽国，不得不弃车步行，轻装步兵沿津浦铁路徒步行
军开往合肥地区，两师团的炮兵，辎重兵等无法涉越黄泛区，只得从陇海铁
路车运青岛，再登船下海，经海路人长江至安庆登陆，最后又经陆地北上开
往合肥地区。圈子兜得不可谓不大，从日本本土开拔也不过如此。一个黄泛
区就使日军劳师远行，连预定进攻日期也拖到了9月。7月16日，第2军顾
虑部队运动困难，指示各师团：“军的集结，大致以9月上旬完成为准，尔
后从六安附近开始作战行动。如在此时期仍不能集中，则不再等待，按期行
动。”

中国以水代兵，的确把日军折腾得不轻，尚未开战，第2军已经叫苦连
天。不过，且不可忘记，中国黄泛区民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能不能不
用此法，而达到同样的效果呢？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于学忠宝刀不老

华中派遣军等不及了，第2军困难再大，也比不上正在流血苦战的第11
军，佃俊六大将断然下令第2军提前行动。

华中派遣军在8月22日17时从南京发出如下命令：“。。第2军于8
月下旬自现在集中地开始行动。当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进入潢川、
商城一线，尔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大命既下，第
2　
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只有坚决执行，
8　
月23　
日，
第
2　
军在合肥设立战斗指挥所，25　
日，稔彦王中将从南京抵达合肥。在此之
前，第
2　
军已命令基本完成集结的第10、第13　
师团，先行发起进攻。

进攻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首先进至潢川、商城一线；第二步，兵分
两路，一路由潢川西出信阳，一路由商城折转南下，穿越大别山，取捷径直
捣汉口以北。

具体部署为：第10　
师团在击败六安之敌后，急速进入潢川附近，大致准
备向信阳方面作战；第13　
师团在击败当面之敌，特别是霍山附近之敌后，急
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地区作战；第16　
师团尽快完成集结，
尾随第13　
师团西进；第
3　
师团迅速北上，在合肥、桃镇附近完成集结任务。

华中派遣军和第
2　
军的提前进攻，看似争取了时间，实则为以后作战埋
下了隐患。进攻的要决在于“一鼓作气”，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在最小的
时间、空间内取得成功。但日军的行动显然准备不足，先到先干，逐步增兵，
犯了“添油战术”的大忌。这种战术造成前锋部队攻击力不完全，而后续部
队有力使不上，一旦攻击受挫，就只能等待后援，再布署，再展开，重新进
攻，想争取时间，恰恰延误了时间，中国古话称此为“欲速则不达”。

战斗于
8　
月27　
日打响，筱塚义男中将率第10　
师团、荻洲立兵中将率第
13　
师团，分北南两路直扑中国第
5　
战区左翼兵团的第一线阵地——六安和霍
山。

防守六安的是原东北军于学忠上将的第51　
军。于学忠行伍出身，自幼随
父生活于满清毅军营中。民国后，在吴佩孚军中任职，被吴佩孚称为“天生
将才”。于学忠为人以忠义为重。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兵败，手下将领或倒
戈，或背离。于学忠不愿背叛，收留吴佩孚及其家眷至军中躲避。吴佩孚避
往四川后，于学忠解甲归田，返回山东蓬莱老家闲住。时为东北军老帅的张
作霖，曾与于学忠父亲同为毅军部下，深知于学忠为人，遂拉于学忠转入奉
系，重用于学忠任东北军第20　
军军长。于学忠从此矢志效忠张家父子两代。
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东北军举足轻重，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
东北军内高级将领们对拥蒋反蒋意见不一，于学忠就只一句话，“静听少帅
决定”。张学良一时举棋不定，蒋介石遂亲笔致信于学忠，予以拉拢。于学
忠此时若倒向蒋介石，可以说是救人于危难之际，日后好处定将不在少数。
然而，于学忠知恩不忘，将信送张学良过目，并复蒋介石一信，说明自己唯
少帅之命是从。于学忠并非东北军起家的嫡系将领，但却以忠义赢得东北军
上下的尊重。1933　
年，张学良暂时下野，将东北军主力委托于学忠掌握。

于学忠忠于东北军，更忠于国家民族。华北危机期间，于学忠任河北省
主席，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于学忠始终坚持拒日立场不动摇，
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1935　
年何梅协定谈判期间，日本方面执意提出要罢免
于学忠省主席职务，并将其第51　
军撤出河北。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召于学忠由兰州飞西安，参加高
级将领会议，会上，张学良宣布了“兵谏”计划，与会者均无不同意见，只
有于学忠发问：“捉蒋后怎么办？”张答：“捉了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
们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