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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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掌握各战略区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2月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定期向中央作出综合性报告二可是，“山头”习惯使一些地方忽视中央要求。5月初在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不但发布了“五一口号”，还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适当缩小地方权力。后来，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处于大别山严重环境的邓小平及时做了几次报告，而处于优势的东北却总是延误报告。毛泽东发电批评林彪：你们已经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林彪还是不应，毛泽东又把邓小平的报告转给东北局，以此催促。但是拖到7月，林彪还是不报告。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　
　　8月上旬，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林彪。这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均已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林彪没有实行。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用林彪。　
　　东北是全国的战略重心，干部配备最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有陈云、高岗、彭真、张闻天四人任东北局常委，却由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担任书记！　
　　其它地方呢？　
　　中原局书记是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是副书记。　
　　华东那里，也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副书记，而书记是政委饶漱石。　
　　华北局第一书记也不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军政一把抓！　
　　委权最重，批评最严。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批评林彪。毛泽东的电文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经毛泽东的再三批评，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全军实力最强，战功卓著，尚且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潘汉年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　
　　修改“五一口号”，毛泽东划掉“毛主席万岁”。修改请示报告制度，毛泽东加上“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　
　　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加强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战略运筹很快见到成效。　
　　夏季作战“五路大捷”：　
　　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发起豫东战役，一个多月歼敌九万多人。　
　　华东战场歼敌七万多，山东省会济南被孤立。　
　　晋中战场歼敌十万，完全孤立山西省会太原。　
　　中原战场攻克襄樊，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华北北部战场歼敌二万五千多，孤立河北省会保定。　
　　反攻一年来，解放军实力大增，信心大增。新华社7月26日社论说：“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心中把握战略全局，一手军事，一手统战，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渐入佳境……　
　　正当毛泽东开始筹划与国民党展开大决战的时候，香港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热烈响应！　
　　军事、政治双胜利！　

　　这几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忙极了，也乐极了。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十二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但是，许多民主人士还在国统区，而国统区各地与解放区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看来，多数人必须通过香港转移。　
　　香港本来就是民主人士聚居之地，现在又成为中转站，任务极其繁重。周恩来派董必武的秘书刘昂去大连接替她的丈夫钱之光，要钱之光去香港，就地协助香港分局。　

　　无论交通阻隔还是猜疑滋生，都被1948年夏季的热风吹散！　
　　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政治协商同步加速，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地、及时地接到解放区来……　
第三章　烈火焚身（1948．8．1—9．7）




　　　　新政协刚刚起步，就痛失大将。老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海上秘密运输线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4．水泊梁山聚义旗　
　　　　5．千古憾事　

　　中共与香港民主党派沟通信息后，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就进入实施阶段。此时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突破封锁，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华北解放区尚处于敌军围困之中，并不安全。遍观全国解放区，只有东北稍好，整个北满全是稳固的解放区，还有一个像样的大城市哈尔滨。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哈尔滨。　
　　从香港到哈尔滨，要从南向北穿越整个中国大地，途径盘查严密的国统区、炮火纷飞的交战区，让人怎么走得？　

　　　　　　　　　　　　　　1．海上秘密运输线　

　　周恩来早有打算。　
　　为了绕过国内国民党的堵截，周恩来设计了欧洲航路：从香港乘飞机到欧洲，再通过苏联到达哈尔滨。　
　　这条航线虽然安全，但是，从香港登机到伦敦下机，必经英国控制的海关。而英国不但与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还站在西方阵营立场上！　
　　不过，此时英国看到中国政局的变化，开始试探与解放区通商，并委派非官方人士与驻港的中共与民主党派联系。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电示潘汉年，在香港与港英当局接洽此事。　
　　潘汉年委托驻港民主人士萨空了找到港英当局的联络人。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向他提出：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乐斯表示：你们要离开香港的是两个领袖人物，我不能答复，要请示港督。　
　　过了一些时候，施乐斯才有回音：此事港督也不能做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　
　　香港与伦敦有直接通讯，请示问题显然不需要较长时间。这很可能是英国政府的敷衍搪塞。　
　　新政协预定于1948年冬季召开，不能再等。周恩来不得不另找途径……　

　　运筹能力极强的周恩来早已未雨绸缪——建立一条从大连到香港的海上秘密航线。　
　　从抗战初期开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同国民党谈判十年，和谈期间，利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等地的办事处，在大城市公开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从1946年起，国民党破坏和谈，压迫共产党驻各城市的办事处撤出。周恩来提早部署撤退方案：　
　　上海一路。把刘晓等人留下，组织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延安一路。多数代表团成员返回解放区，准备打仗。　
　　为了保留在大城市的阵地，周恩来又设计了香港一路。周恩来派潘汉年等转到香港，利用自由港的活动空间，开一个中共对外联络的“窗口”。这个窗口，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大陆最封闭的时代也不曾关闭。　
　　周恩来重视香港还有一个原因：为民主人士提供避难之地。　
　　和谈破裂、撤出城市，中共不怕，中共可以“上山入地”——“上山”打游击，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共看家本领；“入地”潜伏国统区，搞地下工作是中共起家本钱。可是，共同奋斗的民主人士朋友们怎么办？　
　　周恩来其人，绝不会撂下朋友不管。他特别指示潘汉年和香港分局，转移一批民主人士去香港避难。诸多著名人士到香港，生活很成问题。周恩来安排，能搞报纸的搞报纸，能搞出版的搞出版。可是，无论是旅费、生活费还是事业费，都需大笔费用。以艰苦朴素著称的中共，到哪里找钱？　

　　周恩来早已着手筹款。　
　　二十年代在上海活动时，为了掩护身份、设立联络站，周恩来曾组织秘密党员开办了一些公开的商店、印刷厂之类的生意，善于经营的陈云还使这些买卖赚了一些钱。　
　　1946年7月民盟常委、教育家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十分悲痛，向中共中央建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周恩来身边总是有各方面的人才，他指派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钱之光筹措经费，资助一批民主人士。　
　　钱之光是个善于理财的人。抗战初期，他就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派杨琳（博古的弟弟）到香港创办联合公司，还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办了几个公司。这些公司从山东解放区运来海参、虾米、丝绸、葡萄酒到上海出售，又从上海购买布匹、棉纱到解放区，还把胶东出产的黄金秘密运到上海抛出。别人不敢走或走不通的航路，他们历险行商，不久，就赚了不少钱。周恩来领导办事处同志节衣缩食，把这些资金积累起来，资助民主党派活动，还解决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家庭困难。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撤退。当时，办事处还有三千两黄金没有抛出，只得秘藏在墙洞中。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撤退时，将房产移交民盟主席张澜代管。3月5日，便衣警察押送留守的钱之光等十三人离开上海。钱之光等人穿着特意缝制的贴身马甲，每人携带一些黄金，乘汽车、火车到达南京，继而返回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大会”。出席大会后，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听取刚刚归来的钱之光汇报，周恩来当即布置钱之光设法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航运。三天后，钱之光随城工部大队撤出延安，行军中，任弼时又布置钱之光负责中共海外经济关系，筹划国统区党的活动经费。　

　　撤退！撤退！　
　　在国民党的强力进攻下，中共撤出大城市，撤出争议地带，又要撤出经营十年的“红都”延安了。　
　　进攻，往往是众志成城，摧枯拉朽；撤退，极可能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最能考验一个政党、一个组织素质的，往往是撤退而不是进攻。　
　　十五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共中央也曾撤出“红都”——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那时是何等狼狈——　
　　中央机关大搬家，连印刷钞票的石印机都扛上，一天走不了几里路。　
　　红军部队成了大保镖，一军团开路，九军团殿后，三军团、五军团两翼护卫，不能机动作战。　
　　人事安排混乱，前总书记翟秋白和老弱病伤被匆忙留下，生死难卜。　
　　决定这一切的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红军毕竟是坚强队伍。尽管存在种种问题，长征最后还是胜利到达陕北。党内不断总结这次大撤退的教训，最善于吸取教训的还是周恩来。如今，周恩来组织的第二次大撤退井井有条。　
　　前方机关机动灵活，中央纵队不过几百人，一条山沟就可隐藏。　
　　后方机关埋藏档案，安置家属，转移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当胡宗南部队以漂亮的钳形攻势包围延安时，夺下的只是一座空城，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　
　　当年被迫转移时，连走到哪里去都没有确定主张。那时的党，还是幼稚。　
　　如今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不仅指挥战事，还部署城市统战工作，安排海外经济工作。这说明，被赶出根据地的中共，早已着眼全国政权。不是吗？转战陕北期间，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吴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