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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烨商报》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这种检查，没有违反法律，警察也不能怎样。但是，内中一个神秘人物却相当为难。
他的代号是“老太爷”。
从1928年中共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机关“特科”起，他就是重要成员。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特科成员常用代号，一些领导的称呼很有意思：陈云是“先生”、赵容（康生）是“老板”，潘汉年是“小开”。这位个子不高、面貌平常的人并非最高领导，却总是被上上下下尊称为“老太爷”。
这不仅由于他的年纪较大，还因为他经常负责最机密的工作：掌握联络、掌管资金……别人被捕只能牵扯单线联络的上线、下线二人，惟有他，却掌握几乎全部机密。在中共情报系统中，老太爷沉稳缜密，深得信任。
今天，他却在《华商报》被港英警察堵住了！
老太爷在香港的任务是掌握机要电报。一切情报，潘汉年部交他整理成文，译成密电码后，再交报务员发报。所以，报务员并不知道的秘密，老太爷知道。老太爷在内地时，总是避免到党的公开机关活动，但是，香港这里似乎宽松些，所以，今天……
港英警察没有放过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老太爷自称是来报社卖纸的商人，并顺口编了个名字，至于地址，却一时难能应付。刚到香港不久，地理不熟，瞎编会被识破。于是，他说出了真实地址。详细记录之后，警察不动声色地走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太爷这天没有回家，当晚，港英警察就搜查了他说出的地址。
老太爷突然转移，甚至来不及通知担任译电员的妻子梅黎。幸亏，梅黎听到动静，机敏地把电报稿塞进壁炉，才躲过突击搜查。但是，她却从此不能在香港见到丈夫，秘密译电工作也从此中止。
过去，港英警察对中共机构一般只是外部监视。近来，却频频进门盘查。
一会儿问：“你这里失窃了吗？”
一会儿问：“你这里有没有外江佬？”
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后，港英警方还突击检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突然传讯章汉夫，对秘密电台的技术侦听也更加频繁。
邮政被国民党检查，华北山地与香港的通讯联系，全凭无线电。
中共一直重视无线电这一最先进的通讯手段，很早就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央联络。空中电波谁都可以接收，为了保密，必须采用密码通讯。这样，无线电通信就要经过译电。发报、收报、译电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题都会中断。国民党特务部门也千方百计破坏中共的电讯联络，在美国支援下，以先进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侦破中共秘密电台。为了防止被侦听，中共秘密电台的收发报时间一般不能太长。这样，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掌握的信息，就很有限。
关于香港各界对“五一口号”的反应，潘汉年向中央汇报的电文总是太简短。这是否因为预防被侦破而缩短内容？还是由于港英警方与国民党特务对机要电讯人员的直接骚扰？
7．毛泽东头上掉下炸弹
中共中央那边的收报条件也有问题。
毛泽东居住的城南庄位于太行山深处，这里既隐蔽又安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准备去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暂时居住在这里。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毛泽东的到来，为无名的城南庄招来各种“客人”。
“国防部保密局”保定站设有阜平潜伏小组，专门针对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展工作，此时，已经把管理处烟厂的厂长孟宪德秘密发展为情报员，孟宪德又把军区首长小灶的司务长刘从文拉下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刚到城南庄，第二天就被刘从文报给孟宪德。第三天，这情报就送到阜平潜伏小组组长刘其昌手里，并立即报告保定站站长曹亚夫。其实，曹亚夫也刚刚收到毛人凤的电报，命令他严密掌握晋察冀军区动向。接到新情报，曹亚夫十分兴奋：早就策划让刘从文下毒暗害聂荣臻，这次，可以立更大的功劳！
小灶司务长直接办理伙食，下毒的机会应该很多。可是，毛泽东的警卫相当负责，熬中药的时候片刻不离人，更有那个聂荣臻，连毛泽东的中药他都要亲口先尝；刘从文下了毒的鲫鱼，他非要先养两天，结果鱼都死了……
暗杀不成，蒋介石命令华北剿总派飞机轰炸！
国民党的飞机在太行山的山麓间低空搜寻，气浪吹倒高粱秆，声浪震破窗户纸，但是，就是不能确定毛泽东的驻地。
毛人凤亲自飞到北平，可华北空军司令徐良康也拿不出办法。毛人凤又飞到保定，还是保定站站长曹亚夫想出主意：由刘从文在地面指示目标方位，引导飞机准确轰炸。
电台联络、点火示意、摆放红布……种种方法都难以落实，最后，还是空军出了个高招——
5月18日清晨，司务长刘从文赶着马车出去采购。当路过毛泽东居住的小院时，刘从文悄悄撒下些什么……
军区首长聂荣臻、赵尔陆等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飞机声。过去，敌机轰炸很少是在早晨，听到声响，聂荣臻急忙出屋观察。只见一架侦察机飞临，在城南庄上空绕了两个圈子，又很快飞走了。这与过去敌机反复侦察的习惯不同！久经战阵的聂荣臻感到情况不对，立即下令防空。
惯于晚睡晚起的毛泽东此时还在睡觉。穿着睡衣的毛泽东被叫起后，并不急于跑防空洞，按老习惯，先抽根烟再说。卫士李银桥劝，夫人江青催，毛泽东就是不动。毛泽东经历的轰炸数不胜数，根本不在乎。
此刻，两架B—25轰炸机飞临城南庄上空。从飞机上往下看：地面上，三处反光围着一处小院。原来，刘从文按照空军要求，用碎玻璃碴反光来标示毛泽东驻地。
第一架飞机俯冲，丢下三颗重磅炸弹。
第二架飞机俯冲，丢下两颗重磅炸弹。
眼见毛泽东的小院笼罩在硝烟之中，飞行员胜利返航！
此时，毛泽东却已安全转移到山后的防空洞中。
刚才，见毛泽东不走，聂荣臻索性下令，派几名卫士强行架起毛泽东，出门就放上担架，飞跑向防空洞。
防空洞里，江青早已安然。聂荣臻实在憋不住：“主席还在睡觉，你不该先走！”江青哑口无言。
敌机飞走后，返回驻地的人们看到，毛泽东的住房门口被炸了一个大坑，屋里的立柱、墙壁，都被弹片钻出窟窿，暖壶炸飞，被褥烧毁，桌上的一篮鸡蛋流着蛋清……
如果毛泽东不及时转移，必伤无疑！
如此准确的轰炸，肯定有内奸。
保卫部门立即开始侦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华北军区情报机关截获敌阜平潜伏组发往保密局的电报，才抓到刘从文通敌证据，又跟踪追击将孟宪德捕获。侦破全案后，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在北京永定门刑场将刘从文、孟宪德处决。
二十年后，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上说：1948年
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时险些遇害，就是有人阴谋暗杀。指挥敌机轰炸的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破案后又杀人灭口。
这等于诬陷聂荣臻谋杀毛泽东！
此事的亲历者毛泽东知道是谁真正保卫自己，所以，江青的挑拨没有成功。
城南庄遭遇轰炸的当晚，中共中央立即要求毛泽东转移到西柏坡。可是，毛泽东又在考虑：五大书记会合，万一被蒋介石一网打尽……
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就作出兵分三路的部署。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越黄河去河北。万一前委遇难，就由工委指挥全国战事。万一前委、工委两个机关都出事，还有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在山西的中央后方委员会。
思前想后，当晚，毛泽东先转移到距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九天后的5月27日，才到西柏坡与中央机关会合。
西柏坡是个更小的地方。
太行山是晋西北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是晋察冀军区的可靠根据地。滹沱河沿着太行山东流而下，沿岸人口密集、土地肥沃，更是屯兵的好地方。这里出过抗日模范县平山县，这里有全国拥军模范戎冠秀，这里还是“白毛女”的故乡。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山上松柏苍翠，山前麦田开阔，坡间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小村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西柏坡正处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从华北根据地的大城市石家庄进山，沿河岸顺大道可以直达，不用再翻山。如遇敌人进袭，后撤就是太行腹地，回旋余地很大。既交通方便，又安全可靠，中共中央选定西柏坡，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驻在西柏坡。滹沱河再往下流，四五里是统战部的李家庄，沿岸还分布着社会部的西黄泥村，外事局的柏里村等中央机关驻地。
西柏坡的建筑都是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土坯墙，青瓦顶。毛泽东的小院，推窗可见周恩来的邻院，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间屋里有三张桌子——一张作战科，一张情报科，一张资料科。周恩来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西柏坡虽然位于华北根据地，但是，华北根据地依然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困之中，对外交通仍被封锁。
国统区与海外的报纸进不来，中央机关的电台频繁遭遇轰炸，也许，这也是西柏坡没有得到香港详细情况的原因之一？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无论什么客观原因，周恩来决不允许耽误党的重要工作。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人士均有热烈响应。
周恩来回顾：中央曾布置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向各方面征询对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两份通电内容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迟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它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这批评可是够严厉的。
潘汉年其人，可以说深得周恩来器重。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一把手陈云兼任一科科长，二把手康生兼任三科科长，三把手潘汉年兼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特科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整个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派人寻找红军谈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潘汉年往返于陕北与上海之间，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建立联络渠道。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又通过情报渠道，把众多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回内地。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可是，一旦延误中央极为重视的新政协筹备工作，还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人们不由得不诧异：潘汉年其人，一向具有战略眼光，曾准确预报德国侵略苏联的日期，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