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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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能否具有相对的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一时间，民盟动向为万众瞩目。
此时，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北平，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住在上海，南京的中常委只剩一个罗隆基。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找到罗隆基：“你们也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大，国民党给你四十个代表名额。”
此时，郭沫若给罗隆基捎来礼物，罗隆基打开一看，全是书。罗隆基绝顶聪明，知道这是提醒自己：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书）！罗隆基对来人说：“请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
一身关乎民主动向，罗隆基岂能让人放心？
青年党、民社党已经动摇，民盟如果再参加“国大”，共产党就相当孤立了。周恩来亲自赶到民盟总部，建议罗隆基电话请示张澜。
南京，重庆，相隔万里，电话难通，周恩来坐立不安……
终于，电话要通了，张澜反复叮嘱：“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
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恩来心安。
后来，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参加了“国大”，但民盟却与共产党同进退。
周恩来离开南京前，特地宴请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等，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
民盟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得罪了国民党，导致后来遭到被禁的命运。但是，民盟也因此成为共产党极其器重的友党。
如今，共产党倡议召开新政协，民盟当然是重要发起人。但是，昨日的记忆依然惊心动魄。又到关键时刻，上海诸位能否再次共进退呢？
人们的担心是有缘由的。
建盟以来，民盟就标榜中间派立场，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一些民盟领导人认为，民盟不仅在抗战期间是中间派，就是在以后的建国时期也应该是中间派。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流行主张是“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由此，民盟的纲领被概括为“第三路线”。
中间派、第三路线，民盟的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设想又被理论化。
施复亮（施存统）是中间路线理论家，在《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把中间派的路线概括为“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看起来，这理论通盘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规则，相当漂亮。
可惜，美好的理论难行其时。
国民党不肯给共产党政治民主，共产党也不肯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国家，外国资本更不给中国民族工商以工业化的机会。所谓“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都不为现实所接受。
右边有国民党，左边有共产党，左右逢源的中间派，常常是左右为难！
尽管左右为难，尚可左右逢源，中间派还是珍重自己的中间地位。
中间派人物个个精通中国历史通鉴，不乏经历清朝、民国。抗战的政坛耆宿。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英雄豪杰尚能周公吐哺，礼贤下士；可是，一旦江山坐稳，无不人莫予毒，独裁专制。储安平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有了对共产党执政的担心，民盟现在会放弃中间立场投向新政协吗？
还有人说：什么政治理论、什么历史过节，都是次要的。关键时刻。一个政党的方向，决定于现实利益。
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现实还是强者天下，实力软弱的中间派更需谨慎图存。尽管天理民心都说共产党好，可是，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还有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支持，或许气数未尽？大局未定，谁会为几句口号披肝沥胆呢？
恐怕还是要再看看……
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来自生死与共的经历。在1948年的政党关系中，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许多猜疑本是不必要的。
1947年国民党对民盟下手之后，民建中央决定转入地下，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以聚餐会形式活动，中央不公开发表声明。年底，还派章乃器、孙起孟秘密抵达香港，筹划恢复公开活动。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团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一时未能列名参加。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得悉情况，于6月9日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赞同中共“五一口号”，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得悉中共“五一口号”后，九三学社北平总社秘密会议也决定响应，但处于国民党威胁之下，一时难以公开发布宣言。（待到1949年1月，九三学社公开发布宣言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民盟内部，也并未出现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香港的三中全会，也有上海代表参加。
民盟被禁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受到严格监视。可是，惟有一个中央委员罗涵先没有落入特务视线。
罗涵先本名罗举贤，此时正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国民党特务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名鼎鼎的民盟中委罗涵先，就是年方二十的翩翩少年罗举贤。
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分别委托香港人士代表自己出席，从国内专程前往香港与会的中委，只有罗涵先一人。
罗涵先顺利地往返港沪之间，还从香港带回总部的信件。捎给史良的是文字信件，捎给张澜、罗隆基的是口信。年轻的罗涵先记忆力很好，他向留沪中委口头背诵了三中全会的宣言。
张澜、罗隆基表示赞同三中全会，张澜还专门托人带了二十个金条到香港当活动经费。当初，龙云支援民盟经费时明确规定：经费只由张澜一人掌握使用。
张澜带去的金条竟然被受托人丢了！于是张澜又带了第二次，第二次他又说丢了。原来，第一次丢失后，这人拿第二次的金条去投机股票试图捞回来，结果全赔了。
传达三中全会内容之后，罗涵先担心一向持中间立场的罗隆基嫌“左”，便个别询问意见。没想到，罗隆基鲜明地说：“民盟被国民党迫害到这种程度，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
在拥护“五一口号”上，中国各民主党派还是相当鲜明，相当一致。
5．南京毕竟有政权手段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新政协人心所向，下一步就是如何开会的问题了。
只是，东风不予中共便，信息深深锁南京。
西柏坡的毛泽东，连看报纸都难！
中共和谈代表团撤出南京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也无法出版；共产党只得在香港主办《华商报》，曲折地传出自己的声音。《华商报》大量刊登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但是，国民党严禁《华商报》输入内地，无论哈尔滨还是西柏坡都看不到。
搞民主斗不过共产党，搞封锁老蒋还是有经验的。蒋介石就是要斩断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联络。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召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保密局的前身，是中国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戴笠领导的军统深得蒋委员长信任，却被公众斥为镇压民主的特务。国共和谈、政协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提出了撤销特务机关的议案。所以，在“国大”召开时，蒋介石照顾民意，宣布撤销军统，同时，却成立保密局——原班人马换块牌子。
匆匆而来的毛人凤知道，老头子叫自己来，是为了中共“五一口号”的事情。别人也许不重视中共关于召开政协的呼吁，老头子却肯定上心。如果共产党的政协比国民党的“国大”开得更好，那老头子还有资格代表中国的民意吗？
毛人凤早已点算全国名人，有多少人拒绝出席“国大”，就会有多少人参加政协！
但是，毛人民有信心完成老头子交付的任务。
保密局承袭军统衣钵，一直在香港扩大组织。可以说，驻港各党派的活动，无论中共还是其他，统统都在保密局香港站的视线之内。
毛人凤把一张照片呈给蒋介石——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被偷拍下来了。毛人凤得意地汇报：“李济深身边有我们安的钉子！”
“好！”蒋介石夸奖，“在毛泽东身边，也要安个钉子。”
“已经有了。”毛人民立即说，“我亲自命令他长期潜伏，待机而动……”
“还要待什么机？”蒋介石讥讽，“等到共产党开了政协再动？”
毛人凤不敢吭气。他知道，自己此时说什么也是错，惟有老头子见解高明。
“南北动手，切断华北与香港的联系！”蒋介石果断下令，“我倒要看看，你毛泽东的口号能喊多响！”
“我的情报人员可以引导空军炸死毛泽东！”毛人凤积极地说。
“吹牛！”蒋介石毫不通融，“空军报告，你的情报人员连信号都发不出来，飞机在天上找不到目标！”
毛人凤闭口不言。他知道，自己同空军将领没法比。国军将领如云，军统局局长却只能做到少将，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旅长。军队，在委员长眼中是虎，驯虎，当然有起码的尊重。而特务，在委员长眼中不过是狗，骂狗，那是用脚踢！
毛人凤并不慌张。受到委员长训斥的人，总是汗流使背，如丧考砒——前程完了！惟有戴笠，委员长训得越凶，他退下来越高兴，如果委员长再踢上一脚，那就要喝酒庆贺了。此中奥妙，戴笠只传毛毛凤一人：委员长最擅驭将，何时给面子，何时揭老底，见机行事。可是，这样待人，委员长累呀！惟有对待军统，委员长想骂就骂，想踢就踢，多出气啊！毛人凤是个明白人，毛人凤知道：这就是信任，是委员长对军统的信任！
毛人凤苦思良策。毛人凤深知，委员长对军统的信任，是同戴笠相关的。戴笠乘飞机摔死后，军统改名保密局不说，人员也减少四分之三。自己这个后任局长，要想取得信任必须建立新功。现在，毛人民必须设法使香港的中共电台不能工作，使华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失灵。
6．中共高级特工遭遇突袭检查
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的四层楼房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华商报》近来吃香了。
别的报纸总是刊登国军“剿匪”消息，《华商报》却把共军胜利套红刊登。不久，香港人人皆知这份报纸的后台老板是中共。中共在国内节节得胜，擅长应变的港人自然也要来《华商报》找找门路；；统战工作当然期望多交朋友，中共香港分局也时常派人到这里值班，与各方人士接上关系。
《华商报》如此场面，门口游荡的港英警察似乎并不在意。
港英政府对中国政局常取观望态度，各方驻港人士只要不在香港捣乱，一般不予干涉。可是，南京政府驻港外交特派员公署出面与港英政府交涉，要求限制香港的反政府活动，港英政府就不能不管。管，就要分派政治部。港警专设政治部，这政治部不像内地军队那样专做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负责监控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在香港避难的政客，表面上比在内地自由得多，但实际上，始终处于警方政治部监控之下。一旦出现政治需要，政治部就能立即采取行动，轻者驱逐出境，重者逮捕法办，最狠的是递解回内地，交军统特务控制的警察处理。
保密局香港站多年经营，盘根错节，除了专任特工以外，还发展了一些特殊关系。海员工会、《星岛日报》、《珠江日报》，都有保密局的人，最重要的是，在港英警察政治部中安插了华人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
这天，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马，突然包围《华商报》！
警察仔细盘查屋里的每个人，姓名、住址、在港职业等等。
烨商报》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这种检查，没有违反法律，警察也不能怎样。但是，内中一个神秘人物却相当为难。
他的代号是“老太爷”。
从1928年中共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机关“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