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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部分

小说: 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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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 
  撤离延安以后,中共五大书记首次聚首,毛、刘、朱、周、任,大家挤在低矮的民房里,烟气弥漫,屁味浓郁,廖承志的电报又引起哄堂大笑。 
  笑声中,会议首先讨论“五一口号”。 
  周恩来说:在1946年政协破裂之时,我们就决定: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现在的“五一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名称,但这个政协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 
  刘少奇说: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目前,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天,“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电波发出。 
  “国大”闭幕,正好是5月1日。蒋介石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五一口号”这个大礼。 
  观看闭幕演出的蒋介石,此时不得不忧虑:毛泽东那边在上演什么戏? 

  毛泽东在唱“三堂会审”。 
  文戏要靠武戏开场。发出“五一口号”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中原战局。 
  为了把战争引入敌占区,导致攻守的转换,毛泽东已派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现在,毛泽东又要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与刘邓配合,在敌军腹地搅海翻江。可是,粟裕却提出反对意见。这天,中央五大书记在城南庄聚会,集体审听粟裕意见。 
  与中央军委主席唱反调,大将粟裕心中也不免忐忑。但是,粟裕还是要唱。因为,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要指挥全国战事,蒋介石可以飞来飞去现场督战,毛泽东却只能蹲在窑洞运筹帷幄。但是,蒋介石飞到哪里都是强迫哪里执行自己的命令,毛泽东发出指令却常常能尊重现地指挥员的意见。“具体部署,由你们在战场相机行事”,是毛泽东给部属的电报的常用语言。 
  南京那边,蒋介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往往一意孤行。 
  城南庄这里,毛泽东却吸收粟裕意见,同意粟裕部暂不渡江,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 
  对于粟裕的“抗上”,毛泽东非但不恼,还把司令员陈毅调走,把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权都交给粟裕。 
  后来的战果证明:粟裕的见解相当科学。 
  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堪称民主。 

  南京就职典礼,长袍马褂的蒋介石身边,肃立身着军便服的“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得意,李宗仁看来像自己的副官。 
  李宗仁恼火,老蒋在着装这样的小事上都玩弄自己,以后怎么共事?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舞台,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民主。 
  “国民大会”,对于中国的各党派是个重要检验。历史证明:凡是追随国民党参加国大的党派,如民社党、青年党,都失去将来参与新中国政治的机会。 
  “五一口号”,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 
  但是,在1948年5月1日的时候,南京那里,还是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西柏坡这边,不过是共产党割据的反叛根据地。 
  中共的“五一口号”能否得到普遍响应,尚属悬疑…… 

  第二章 难解之谜(1948.5.2—8.1)




    “五一口号”三个月没有下文,海内外猜疑:中共与民主党派实有过节 
  …… 

    1.城南庄,毛泽东发出密信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3.猜疑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5.南京毕竟有政权手段 
    6.中共高级特使遭遇突袭检查 
    7.毛泽东头上掉下炸弹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9.毛泽东批评林彪 

  1948年5月,中国各党派无不费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号”。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内战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始终是人民心头的希望。然而,国民党大军肆虐,实现这“五一口号”谈何容易! 
  去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可是,大半年过去,蒋介石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堂皇登基,当上总统。国共大战虽然互有胜负,但是国军依然占尽繁华之地。 
  “五一口号”?口号,也许不等于实施措施? 

            1.城南庄,毛泽东发出密信 

  别人以为政协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城南庄的毛泽东却是认真操办。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5月1日晚,毛泽东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具体阐明“五一口号”的设想。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判断:“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战局刚刚出现转折,毛泽东就预先筹划政治运作了。 
  如何实现这一步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人大——政府。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民主程序,毛泽东已有系统设想。 
  关于政协会议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此项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一向主张多团结人的毛泽东,在政协问题上也打算尽量扩大民主范围。 
  关于政协会议的决定原则,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强调求得一致,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不仅对党内如此,对党外也如此;不仅对军事如此,政治决策也往往如此。 
  关于会议的召集,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此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未提出由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表现出党派间的极大尊重。 
  这封信显示:中共召集政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国政权,中共召集政协的作法严守民主程序。 
  看来,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提议,非但不是虚晃一枪,反而是政治斗争的致命出击。 
  中国人很讲面子。对人是否尊重,是衡量政治风范的重要尺度;如果再赋予现代的民主内容,就更具深意。“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中共“五一口号”振聋发聩,自有大军统帅的强悍气势。可是,政协会议的邀请对象多属谦谦文士,很讲究礼仪。有别于“五一口号”的现代白话文,毛泽东的信件使用那时流行的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古色古香的谦词与音译的西语混合,传递的内容也是既传统又摩登,颇见文笔功夫。而且,毛泽东此信对收信人称兄道弟,用语谦恭:“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原来,此信是写给两位老先生的。收信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李先生时年六十三岁,沈先生时年七十三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五十五岁。对年长的友党领导人以弟自居,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交礼仪。 
  这恰恰是中共的周到之处。 
  友党交往无小事。周恩来专门指示上海的吴克坚与香港的潘汉年: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民主始于对他人的尊重。 
  毛泽东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政治运作规则中,意味着建立最高领导直接对话渠道。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经开始。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四十四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介石严令勘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尽管这里的贸易倚重内地,尽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但是,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之下,因此,权力再大的中国当局,对香港也是鞭长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的中立地带,也成了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天堂。在这里,骂骂内地当局无人干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尽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台政客在这里还会受到礼遇,兴许他不久又会回内地掌权。港英当局也要长期投资。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奔日本占领军经由香港,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避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以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不说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华商报》五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主人杨乔躲在其中掌管秘密电台。《华商报》通过这个空中渠道,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来,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侦听,秘密电台又搬迁到坚尼道何香凝的旧宅。 
  《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中共“五一口号”,立即在显著地位刊登。虽然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登,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星岛日报》也视若无睹,但是,“五一口号”的重要信息,还是在海外无胫而行…… 

  1948年的香港远没有后来的繁华。山脚是贫民聚居区,简陋的木屋凌乱交错,比内地的小镇还差。山腰有一种独特的建筑,三开间、四层楼,虽然狭窄,却也是现代砖砌楼房,内地避难来人大多住在这一带。 
  只有在山顶,才显出殖民城市的豪华风范。一幢幢欧式风格的花园洋房,高居于贫民窟之上,俯瞰着蓝色的维多利亚湾。可是,这里是不准华人居住的欧人区。 
  山腰的罗便臣道藏龙卧虎,111号是著名将领蔡廷锴的住宅,不远处的92号,一幢两开;司三层高的小楼被称为“李公馆”,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就住在这里。 
  李公馆往来无白丁,与会者多为中国政坛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四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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