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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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忠、岳飞还设置了亲随军，这支亲随军，又谓之“背”。顾名思义，选入此军中，能称得上“背”的，其体魄必是强硕无比，力壮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犷奇异，气势逼人，他们都是从优秀军士中选拔出来的。倘若一人被选为“背”，军内从统制官以下，都来馈送厚礼，大加犒赏，从而也就使军中以相扑为荣的风气大兴。由于“背”者勇不可当，每逢相遇坚敌，遣“背军”上阵，从来都是所向披靡，无不破者。
临安朝廷特别欣赏这一优中选优、精中拔精的严格选拔相扑能手的做法。内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内等子”，即标准的相扑手，都是由诸军队中膂力强健者充应的，一次仅设120个名额。他们演练相扑，常至深夜。因为只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管辖的正式相扑手，即皇帝身边的虎贲郎将，余者皆准备应，时间为三年一次。选拔制度如此严格，是为了充分保证相扑手优良的质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以下的“内等子”，都要呈试相扑。皇帝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相扑升级比赛。
赵匡胤就主持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相扑比赛。那是开宝八年（975）廷考，按殿试规则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问难不倒者为魁。可是应试的王嗣宗和陈识斋同时交了赋卷，怎么办？赵匡胤便命令王嗣宗与陈识斋当场角力，即以两两相当，分其胜负的相扑来争第一。结果王嗣宗胜了陈识斋，夺得了状元，并以此为骄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讥讽：“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
此事虽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扑在赵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此，由皇帝亲自主持相扑升级比赛已成惯习，以此来提倡这一强身健体的运动。像《宋史》所记的一次：绍兴五年（1135）三月，高宗阅看相扑手赵青等50人的角力，赛后，对这些力士转资、支赐了钱粮。由于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决定谁能上名入次入额，所以每当此时——相扑鬓发蓬松、相貌威狞的力士们，随着流星似的“急颭”音响，在宽敞的金殿上，拉开骇人的架势，奋力争交。飘舞的旗帜、阵阵击鼓声和相扑手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疑是啸风吟雨处，怒龙彪虎角亏盈”。以这样的诗句描绘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被选拔出来的相扑力士，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专为国家
庆典等活动助兴。在招待国外来使的庭宴上，相扑力士表演，成为必备节目。像内苑上寿隆重大宴行将结束之际，皇帝也是传唤号称“左右军”的京师坊市两厢的艺人集体进行相扑，似乎不如此，这次宴会就有失水准，正所谓“角抵罢时还罢宴”。
为了达到使人在杯觥交错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扑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气力进行训练。拼尽全劲的喊叫声，不仅震动了屋宇，也冲出训练场地，直逼附近的栋栋房舍——
终日袖手枯坐、埋头典籍的学士，也不能不被这强大喧嚷动摇，心绪不宁。常侍徐铉读不下去书，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谁呼喊得这么厉害。小童去探视，回来禀报说：是许多常侍在五龙堂练习相扑呢。徐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无法和他们共欢乐呀。徐铉与小童子的对话，间接地告诉了我们：相扑手可以任常侍之职，社会地位已相当高，起码属于宫廷中的一员。他们随时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谋献策的文士备皇帝顾问一样，而是以其强健的体魄，增添皇帝摄人的威仪。
因为相扑力士一个个无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圆睁，行走狰狞如猛虎，站立威严似门神，着锦袄顶帽，握拳顾望的他们紧卫在皇帝车驾两侧，倘有围观皇帝的人发出高声或骚动，他们给予一击，立刻会使人鲜血淋淋。由雄风凛凛、威武强壮的相扑力士担当重大礼仪侍从，这与唐代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唐代也有相扑力士，但多限制在“有力能扛鼎，则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里，相扑力士不仅仅侍从皇帝，即使名门望族外出造访，也要带上相扑力士，让他们排列庭户，显示气派……
在宋代以前，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给予相扑如此之高的重视。宋初的调露子所着《角力记》中一段概括宋初东京相扑的面貌的话可以作证：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更令人满意的是，调露子在理论上条分缕析，给相扑以“正名”。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男无勇之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
调露子的观点与《晋书》“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径庭。调露子的理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动的相扑春潮的回响，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止于强身健体，而是兼求锻炼灵活、技击凶猛、自如应变的一种运动——
吴兴有六名士子，去东京赴试，晚间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数名挟枪持刀、气貌凶悍的强盗。士子中间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扑之术，号称“霍将军”的霍秀才，他立即让同行者止步，列立于后。这是在迎敌之前，先稳住“阵脚”，然后，霍秀才主动上前出击。由于他深得“扑倒”之精髓，用短棒击中强盗的膝盖，出手极快，转瞬之间，数名强盗一个个仆倒在地不能起来了……
这一故事，是对调露子“击要终在扑也”理论的验证，也是宋代城市相扑已向较高深层次发展的一个征兆，市民对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儿相扑、女子相扑，就是非常独特，均为宋代以前或以后所未有、所鲜见。
小儿相扑，据《识余》记载，大致是：两小儿表演时，俯首，双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样用头相触，互相较力，颇像两两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戏。四川邛窑出土的小儿相扑瓷塑，表现的则是另一形式：互相搂抱相搏，双腿拉开后支。这套瓷塑虽高仅6。4厘米，却十分传神。
小儿相扑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形式。女子相扑，则和男子相扑形式一样，裸露颈项臂膀，乃至腰围，所以被人称为“妇人裸戏”。女子相扑，曾在东京最大的宣德门广场上，为皇帝与市民表演过，当时万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使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从目前遗存在辽宁博物馆的赵佶所画的宣德门，与北宋钟上宣德门浮雕，不难想见宣德门之高大雄伟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之而上书，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激愤之情了。尽管司马光提出了“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提归提，并不妨碍女子相扑在城市体育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安，以“女厮扑”闻名的就有张椿等十名之多。
“厮”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称“相扑”，而为“厮扑”，乃是取女性身单力薄之特点，含贬意。与“女厮扑”类似的还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扑的前奏——临安女颭为数不少，有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女急快等。她们在男子相扑之前，使用类似“水流星”的利于急速展转的“颭”，打开场子，招呼观众，制造气氛，待市民围拢过来时，正式相扑开始，女颭便退下……
这种现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扑强身健体的本色在减弱，搞笑逗乐、极力迎合市民欣赏需要的成份在相扑运动中逐渐增强。如“戾家相扑”——
“戾家”，是临安的常谚俗语，当时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的话，可见“戾家”一语，寓有不学、不内行的意思。张端义也曾用“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来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称“戾家相扑”，不过是由于相扑手众多，不得不标新立异，自立贬语独为一家，用来吸引观众。既然以“戾家”自我标榜，在表演相扑时，自然就有引人发笑的戏耍性动作。这使相扑越来越耐看，常见的“乔相扑”就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乔相扑”是表演者隐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两个偶人的衣服套子里面，表演者弯腰四肢着地，背负这对双手连接成互抱姿势的偶人，表演者的双手下面穿着一双靴子，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自己的一双真腿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掳、后挂、搂腰、盘腿各种姿势，尽情展示相扑时的各种解数，看去和真相扑一样……但比较而言，还是两两相当的角力是城市相扑运动的主流，当时临安以相扑著名者就达44名之多，而以“乔相扑”著名者不过9名。
当时的著名相扑者有撞倒山、铁板踏、宋金刚、曹铁凛、周急快、杨长脚、金重旺、韩铜柱、郑排、广大头、黑八郎、盖来住、武当山、一拔条，等等，名字很能体现出相扑的急、快、狠、重等技术特点，可想他们本领端的不凡！
还有唤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赛关索的，显然是在刻意模仿三国武将关羽之子关索之神韵。据传：关索年少美容仪，故有“花关索”之称。他武艺高强，又有“英雄男子”之誉，真是美勇兼具。
到了宋代，龚圣从“病关索杨雄”生发，作出了“关索之雄，超之亦贤”的崇高评价，关索更是被市民奉之若神明。故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
北宋政府在金兵入侵的时候，怕城中善于相扑的“小关索”李宝闹事，将他和其他16人急捕入狱，后枭首示众。一个相扑手在宋政府眼中就可以构成这样可怕的威胁，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代城市中的相扑手为什么纷纷以“关索”命名自誉了。
遗憾的是，宋代的历史着作家并未记下“小关索”李宝的具体情况，这使我们无法了解到更为细致的相扑场景。在这方面，要求助于小说《水浒传》。基于二十余年不懈的考证，笔者坚认：《水浒传》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水浒传》中所看到的相扑场景，比正史在《水浒传》中，相扑手和好相扑者很多，如蒋门神就是靠相扑本事夺了“快活林”，武松则又靠相扑的“玉环步，鸳鸯脚”，夺回了“快活林”。“闲汉”出身的高俅也会相扑，自夸“天下无对”。只一跤便摔翻了李逵的焦挺，则
是“祖传三代相扑为生”的职业相扑手，他们家是“父子相传，不教徒弟”……
所有这些，都是对宋代城镇相扑运动真实的描写。最为精彩的是，《水浒传》中《燕青智扑擎天柱》一回，展现了宋代城市相扑的具体场景——
这次相扑在山东泰安州的岱岳庙内举行，时值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天下香客如风云聚汇。在此时此地相扑，是应“献圣”的美名，寄寓祭神礼佛的美意，这与东京市民每年六月六日，要举行相扑以祝贺崔府君的生日是一样的。
先是一位年老的“部署”，即相扑的裁判员，拿着“竹批”，即比赛时的指挥标示，走上相扑赛场——数根粗大柱子支橕起来的“献台”上。他先“参神”，然后才请今年相扑的对手“争跤”。
著名相扑力士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连续两年蝉联相扑冠军的任原，为他扬名的“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任原在客店教徒弟时是“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俨然戏剧中的“霸王”。任原奔赴赛场时更是雄纠纠、气昂昂，“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