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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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坏，贵族们是很少关心的。像东京“南曲”的妓女颜令宾，一旦得病，则无人光顾了。她强扶弱体，写下了“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的诗句，让小童子送给她昔日按诸衙门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们能为她的死作哀挽之词。
“香魂竟难论”，“谁来为鼓盆”，这一哀章道出了许多妓女的真实境遇。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与士子发生真实爱恋的妓女，“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艨艟巨舰，也载不动这沈甸甸的恋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倾心，也换不来士子的真心，换来的是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于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抨击这类负心汉的故事，哀痛欲绝，令人肠断。像话本《王魁》——
山东济宁府秀才王魁，在进京的过程中，得遇一位妓女敫桂英，俩人一见钟情。敫桂英出资帮助王魁应试，王一举中为状元，马上变心，聘崔相国之女为妻。敫桂英激愤自刎而死。王魁闻信暗喜，谁知敫桂英显灵，将王魁追索到了阴间……
此故事是士子对妓女始乱终弃的典型，它反映出了为数不少的士子对妓女好玩不好匹配的心态，同时它寄寓的意义是：妓女是值得同情的，谁若是玩弄妓女而不负责任，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要付出相应的报偿。《王魁》这样的话本小说，将这种思想宣泄得淋漓尽致。
但是，从整体来看，妓女，作为高度发达的城市树上的一个“果实”，她是依附于这棵树，而这棵树又以她的风采，显示着自己的繁华。她已经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棵树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之中了。所以，妓女的生活又有靡烂的一面，以至有的妓女已被深深熏染而不能自拔，并努力去充当这一方面的角色。这种被达官贵人包装起来而光芒四射的形象，浸透着多少刻骨的酸辛，只有亲历者才会有感受，可是她们仍要作出浑然自如、轻松潇洒的模样，这真不知是喜还是悲？像东京“南曲”的潘琼，就有贯财产。一次她招待一举登科的华状元，摆下盛馔，每举一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第二天，华状元取出百余两白金，让潘琼为她再设一席，可是，潘琼却说这些白金只能作夜来佐樽的小费，吓得华状元赶快离开了潘琼的住地。毋庸置疑，作为妓女，潘琼自身不会有什么资财，她之所以举措豪侈，主要是以皇帝为首的贵客厚赏的结果。有的高级妓女，露一次面便可得到斗金，这在宋代城市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徽宗爱慕名妓李师师，便拿出内府珍藏的紫茸皮衣、四支彩色的细毛布、两颗珍奇的瑟瑟珠、白金廿镒为进见礼。一旦如意，徽宗竟将国宝“蛇跗琴”赐给了李师师，至于各种灯盏、奇茗、名饮、辟寒金钿、舞鸾青镜、金虯香鼎、端溪凤咮砚、玉管毫笔、剡溪绫纹纸、玉彩珊瑚钩，等等，则无法计算。
这种在妓女身上一掷千金的作风，是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无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调。红颜溢坐，美目盈堂，王公显贵自是乐此不疲，互相攀比，从而使城市妓女的消费，似波涌浪翻，滚滚直上，成为宋代城市畸形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个独特的景观。
如淳佑间的妓女徐兰，名着一时，吴兴乌墩镇的巨富沈承务，便驾大船到她家一嫖。留恋半年，便在徐兰身上花费了数百万金钱，徐兰的名声更加远传，公子大贾等有钱人士，无不趋赴，致使徐兰家益发如人间仙境一样——
堂馆华丽曲折，亭榭园池点缀其间。锦缬铺地，帐幔销金，十余位侍婢执乐器伺候。金银玉玩具，名人书画，饮食受用器皿，其精妙可为整个吴地之冠。
正因如此，南宋南方城市中的许多小户人家，有女便日夜盼望长成，长成后便不惜用重金求师教女乐艺，目的是为了让女儿得到官宦的传唤或卖给富家为妾，用女儿的身体来赡门户。他们嗜钱如饴，为钱至爱也可送出。
天台的陈润道有感于这一习俗的毒害，曾专作一首《吴女》诗，大声向政府疾呼，让他去做“吴守”，以改掉这一恶习。但是，妓女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形成了行业，是其繁盛的标志，怎么能触动得了？
在东京及其他中小城市中，甚至有许多无赖男子，也学会了以色媚世，以图衣食。北宋政府一直未正式禁止，一直到了政和年间，才开始立法：凡是男子为娼者，重打100杖，告发人得赏钱50贯。
可是在南宋临安新门外竟专有男娼的“巢穴”，这些男子抹胭粉，着丽服，还乔模乔样做针线活儿，连口气称谓都与妇人一样。他们这种变态的形象，实在令人作呕。然而，谁也没看见有兵丁举着从北宋就订有的禁止男子为娼的条牌来严令禁止他们行娼。
正是由于政府默许的态度，才使娼妓业阴暗的一面愈益发挥着作用。在宋代笔记小说中所描写的城市生活中，许多犯罪活动，均有妓女参与其间。在妓女参与的犯罪活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武林旧事》所说的“美人局”，即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上当。我们可以从《夷坚志》中选择这样的事例，以窥知这些丑恶勾当的内幕——
宣教郎吴约，家富饶财，久在南方，多蓄珠翠奇货，有可值千缗的骏马鞍勒。吴约携带这些物品，到临安官，留滞临安期间，与邻近寓馆诸客熟悉了。其中有一宗室赵监庙，与吴居住百步之间，赵多次用酒馔果蔬来慰问吴，吴亦回报南中珍异。赵邀吴至居舍，妻子卫氏出见，卫美色妙年，吴为之心醉，遂同饮席，笑狎谑浪，目成云雨，忘形无间……
一日，赵向吴借仆马准备去婺州，吴马上借给。卫氏则传信于吴，让他来会面，吴应邀至赵家，与卫氏唱酬应和。及暮留宿，吴将就枕，忽闻扣门甚急，乃赵归来，吴急趋伏床下。卫问赵何以遽还，赵说因浪大不能渡江，便打水洗脚，赵且洗且浇，水流满地，吴在床下移避，窸窣有声，赵秉烛照见吴。叱使出来，辱骂责打，绑缚于地。吴请输金赎罪，乞怜不已，愿纳百万，赵也不答应，增至三倍，再加上鞍马服玩，赵才将吴松绑，命壮夫数辈，尽掇吴的所有财产装去。同邸无不为吴不平，认为这是猾恶之徒，以妓女诱吴作的戏，根本不是真宗室夫妇。吴方醒悟，往视赵家，已空无一人。吴悔恨不已，但已无糊口之费，由此心志惘惘，且遭人讥议，遂感疾沈绵，未赴官就死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长地讲叙这一故事，实在因为这一故事极为典型，它开中国城市黑社会利用妓女诱骗男人钱财之先河，它是妓女不光彩行径的真实写照，是帮助我们观察宋代城市妓女全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关扑
一个人为了一个黄柑花费了一万钱，这说起来好像是匪夷所思的奇事，而在宋代城市里则确确实实，乃是“关扑”之反映。《夷坚志·李将仕》说：
一个即将赴临安当官的李生，住在与一小宅相对的旅馆。他发现那宅内有一妇人，常立帘下阅市，有时好歌唱。李生听其音，大为赞赏，但只见其双足，未见妇人真面目。一天，有一持永嘉黄柑叫卖的人从旅馆前经过，李生坐在旅馆前眺望那宅内妇人动静，不见妇人，闲极无事，便要“关扑”黄柑。结果一扑起来，心不在焉，钱如流水输去，也不曾赢得一个黄柑到口。此事重心虽然在李生如何上了那妇人的圈套，但它是以“关扑”为由头的，这表明“关扑”在宋代已是极其平常的社会现象了。怪不得后来的书会先生以此为雏型，专门作了一篇《赵县君乔送黄柑子》的小说，小说相当生动地写了一位宣教郎，因想勾引他人家眷——
一日，正在门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帘内。忽见个经纪，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宣教叫住，问道：“这柑子可要博的？”经纪道：“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官人作成则个。”宣教接将头钱过来，往下就扑。那经纪蹭在柑子篮边，一头拾钱，一头数之。怎当得宣教一边扑，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没心没想的抛下去，扑上两三个时辰，再扑不得一个浑成来。
至此，小说家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关扑的人的心理活动，写道：“欲待再扑，恐怕扑不出来，又要贴钱；欲待住手，输得多了，又不甘伏。”通过以上这些维妙维肖的文字，我们大致了解了何谓“关扑”和如何进行“关扑”。
从字义上看，“关”自春秋以来有“关节”、“关闭”、“关口”等意解，也有“交”、“涉及”、“参与”之意。如汉代扬《太玄经》有：“升降相关，大贞乃通。”《注》：“关，交也。”《后汉书》：“通道玉关，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又如《世说新语》：“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共余贤，略无所关。”就“扑”字原义说，前人或释为“争到曰扑”，或解作“手相博曰扑也”。两种解释都具有竞争、搏斗以角胜负的意思。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力士相扑，是角力竞技于竞技场，那么据此推知，所谓“关扑”，可作参加竞争解，如专门研究宋代买扑制度的裴汝诚、许沛藻两位专家所言：所谓买扑者，或以买主们互出高价竞争于卖主之前，角逐之状，酷似力士相扑，更直白一点说要像力士角逐那样赌物赢钱。
在宋代城市真就是这个样子，像前面引述的小说，是作者忠实承袭了发生在宋代城市里的故事而创作的。一万钱还赢不得一个黄柑到口，还丢了官人的面子，那位宣教郎禁不住连声叫道：“可恨！可恨！”这种从富有跌到窘迫的境遇，是颇具刺激性的。
有多少市民，只要有一文钱或几文钱，就去关扑，将钱扔在地上扑，看着钱辗转翻腾，既可以一玩，又可以通过一扑或几扑，将成倍的大宗钱财赚来。所以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就可看到这样的画面——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市民常常将关扑赢来的衣服、茶酒、器皿等等，挑挂在一根根长长的竹竿上，迎着人群，伴着歌叫，在闹市中穿行，好不惬意，好一派炫耀……膨胀的商品经济生活也的确给市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契机。
在东京，在临安，一般商贩的货物，或玩具，或糖果，或衣或镜，或珍珠宝玉，既可出售，也可能关扑。顾主与商人以买卖之物商定，按质论价关扑。如一尾重七八斤的鱼，扑时需要五文钱。赢即得物，输则失钱，简便易行，只要有钱有物就行。
关扑时，扑的双方就拿钱在地上或瓦盆中扑，不费任何力气，有道是：“你博一千，博我这胳膊也无些儿困。”但是关扑并非漫无规矩，用宋人的话来说：掷钱为博者戏，看钱的正面多少，正面“曰字，曰幕前”。
凡钱是背面，则称为“纯”。几个钱全部掷成背面，则称为“浑纯”，“浑纯”是赢的标志。如宋代有的市民“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及榜，乃为小荐第一”。
在关扑进行时还有些约定俗成的具体说法，像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说关扑时，“如不要你蹲着腰虚土里踪，叠着指漫砖上墩；则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一扑起来就意味着扑钱，关扑的人无不小心翼翼，有的竟紧张得“呀，呀，呀，我则见五个镘儿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儿急留骨碌滚，吓得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纹”。因为稍有不慎，顷刻之间，失去本钱乃至万钱并非不可能。
但就是这样的关扑，使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市井小民看见了一线光亮。如盐官县黄天荡的余三乙，已到行乞于市的地步，幸亏妻子存了数匹布，他便以此为资，跑到临安，“扑卖头须篦掠”为生去了。
可是这种偶然性很大的赌博，并非能解人于倒悬。在东京，有的市民已两天没有饭吃，就找熟人赊了一条鱼，晨起去大街上关扑，希望能赢点钱，作全家之食。谁知与一待发榜的举子掷骰赌钱，却叫举子一掷胜了，赊来的鱼，扑没了，就等于这一家市民食物和财物全没有了。
这真是资本微薄，且希望无定，然而，有市民确实从一扑中得到车马、地宅、歌童、舞女以及器皿、食品……这就撩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无论如何也要去关扑的念头。宋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描写这种关扑状态中的市民形象——
有扑鱼的市民，扑输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扑过了鱼”，准备再到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