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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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算盘，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径为21mm的北宋大观二年（1108）木制算盘珠。再看《清明上河图》中所绘“赵太丞家”当门的桌子上摆着的一个九档的算盘，可知算盘在北宋末叶已在城市中广泛应用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儿童真是幸运，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之光的沐浴……
在“试晬”仪式上，较多的还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传》记曹彬在“百晬”时，就左手持乾戈，右手取俎豆，一会儿又取一印。后来的《养蒙图说》专将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来，大加宣扬，因曹彬成长后确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其实，曹父为节度使，曹彬抓周时提戈拿印，可为巧合，也属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罗列于席，观其所取”，玩具枪印摆放在曹彬面前，刚满百天的儿童哪有不抓之理？
这个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视用玩具给儿童以教化这一有益的育儿方式，这一观念并已转为全社会的共识，儿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儿童玩具鼎盛的新记录——
像临安沿街叫卖的物品中以“小儿戏耍”玩具为最多：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黄胖儿、桥儿、傀儡儿、猫儿、棒槌儿……
记述者用一连串的“儿”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儿童玩具济济皇皇的壮美场景，市民甚至将泥孩儿玩具都算作游西湖时的“湖中土宜”，儿童玩具的普及从此可见一斑。《武林旧事·小经纪》中就这样说道：儿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像相银杏、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种玩具都有数十人卖，依靠卖玩具为衣食之地，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这种现象的确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后也未达到过这样深的程度，我们从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王襄先生捐献的宋代陶瓷儿童玩具中，还可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光彩——
这些玩具通高在3。5厘米左右，最高不过5。5厘米，姿态有立、卧、伏、蹲各式，有的以色彩夺目，有的以装束动人。如白釉绿彩爬娃，全身施黄白釉，眼嘴却以绿釉点出，臀部用绿彩装饰。如白釉盘髻娃，着右衽交领长衣，发髻前方饰二莲蓬，十分新颖。有的则态憨神朴，有的则威猛强健，如立耳、圆睛、翘嘴，四肢粗壮，前后伸开的褐釉小狗，如昂首、狞目、宽鼻、张口，披毛竖立，尾贴背上，前腿直，后腿屈，蹲踞于地的绿釉狮子，均生气勃勃。这些玩具儿童特点鲜明，如伏卧的白釉榴子男娃，下肢为石榴体，这是取其石榴房中多子之意而创作的；白釉盘髻娃，髻呈鱼饰，右手持莲，寄寓着“连年有余”的美意……
玩具的多样性，显示了宋代城市育儿方式的活跃性。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子，再将目光转向遗存下来的宋代陶枕、图画、铜镜等，便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从而看到了一个极其健康、极其活泼、极其广阔的城市育儿的世界——
如故宫陶瓷馆陈列的宋代民窑烧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儿童手持扇形的长棒正在击球，此种器具和广泛开展的步击扑棒球杖无异。再看故宫博物馆所藏《蕉荫击球图》，立于长案后面的少妇，正在仲裁两位持类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儿童击球的输赢，它使我们知道让儿童在体育活动中去竞争的观念已较为普遍，又知用球拍击球比赛之体育样式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颇受欢迎，否则艺术品中亦不会一水两流，化为陶枕，形成图画。
又如河北邢台曹寅庄出土的钓鱼纹陶枕，上有一儿童躬身于岸边，手执长竿垂钓于水边，水下，三条栩栩如生的小鱼正在争吞钩饵。而另一幅苏汉臣所绘儿童戏水捕鱼的《捕鱼图》，仅其旁题诗就可以使人想见烂漫一片：
十岁婴儿妙入神，水边游戏任天真。
翻嫌点尔童心减，冠者何须五六人。
从那一个个陶枕，我们仿佛见到当年的硕学儒士，也置有小儿捉迷藏的枕屏画像，也在上面题以儿童游戏娱情之诗：“遂令高卧人，枕看儿戏。”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儿童游戏在宋代城市已成风习。
从那一幅幅冬庭秋园的婴戏图中，我们似乎听到两儿童为抢夺一杆玩具长枪而发生的唧唧喳喳的争执声音。而另一处一男童一女童，将一根孔雀羽毛拖在地上，将—绣花锦旗来回摇摆，引逗着一只花猫随着他们的羽毛、小旗跳跃，猫鸣、婴叫从绢纸上传到我们的耳畔……
看河南济源出土的《婴戏杖头傀儡》、《婴戏悬丝傀儡》三彩陶枕，如闻那皂衣白裤孩童的横笛声、绿衣黄裤婴儿的击锣声，儿童俯地支手举杖头傀儡而戏的情境历历在目。看《儿童骑竹马》陶枕，那用一根刻木马头形状的短竹竿放于胯下，一手握竹马前端使其后梢拖地作向前奔跑状的男童，那元宵“社火”中的小儿竹马如在目前。
看《儿童弄影戏》铜镜，镜背纹饰中有一双手各持人形的儿童坐于幕后，幕前有五个儿童围观，它使笔者想起佚名所绘《蕉石婴戏图》中三婴在帐帏后作影戏人的表演。这是宋代城市的儿童，利用光学原理的映画技术，操纵由兽皮雕成人形，涂以颜色，勾上脸谱，其四肢头部均可活动的“影人”，在光源与支起的幕布之间，做出种种动作，使幕布上显现出影像的生动表演。它又使笔者想起《武林旧事》中所说儿童看此影戏而“喧呼，终夕不绝”的话来，也被感染而兴奋不已。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好像漫步在宋代城市春夏秋冬四季，亲品野菊的芬芳，荷花的清新，落英的缤纷，松柏的翠绿，清楚地看到了宋代城市的儿童是怎样地生活在一种优雅富裕的环境之中。在精巧的太湖石，宽厚的芭蕉叶，鲜妍的青草，明净的蓝天之间，儿童无拘无束陶然于户外，在大自然怀抱中尽情地挥发着无尽的体力。薄薄纱衣下显露出的丰满娇嫩的肌体，表明了他们是自有城市生活文字记载以来体质最佳的市民子弟，这个时代需要他们这样的身体矫健、活跃异常的儿童来点缀。
在镇江市中心大市口东约200米五条街小学后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苏州儿童嬉戏陶土捏像还可证明：两位儿童，一位摔倒，臀部着地，右臂支橕，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另一位匍匐于地，右臂环曲，左臂橕前，头却高昂。他是将对手摔倒，被对手拖倒在地吗？虽倒犹荣。旁观者为三儿童，中间者站立，右侧者蹲坐，都在为嬉戏的两位儿童鼓气，而左侧一位儿童，神态悠闲，尽在默观。五位儿童，嬉戏观看，姿势毕肖，透露出了体育运动已成宋代城市儿童常修一课，同时也使我们对儿童体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检阅。
我们又通过另一类《儿童斗蟋蟀图》等，又进一步感觉到了宋代城市儿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笔下的宫廷贵子的模样，而是带着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气象出现的“市民样”。巍峨殿堂隐去，市井园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见。一缸一几，一凳一木，一笑一瞋，一争一夺，已和日常生活毫无二致，世俗景象已成为宋城儿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还知道许多新的育儿史实，如《子孙和合图》中的三个儿童，正在盛满水的椭圆盆中作放船之戏。这种船上有楼阁、桅杆，型体重大，属于宋代驶往远洋的巨舰之列，这是育儿方式已有科学技术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镂空圆几上摆弄玩具，修长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镂空圆几上陈列着罗盘、T型图尺，这更可证实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有了学习科学技术热。
我们又知道，女童已不养在深闺而是作为男童的对衬而神闲气定地出现在各项活动之中，几近主角。如临安像生叫声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苏汉臣《水戏图》中教坊女童的立机飞丸、绝胜银盘的出演就足以使我们击节赞赏不止。
陶枕、图画、铜镜，如果排列开去，将展现出宋代城市儿童生活、体育、游戏的各个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枪、戏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礼佛、采荷……一个两个富而不尊的风光，一帧两帧华而不贵的画面，一只两只长方形的众童被服杂错的三彩陶枕，一方两方雕铸着群儿亲切围坐的铜镜，组装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儿童生活的场景……就好像画了100个男孩《百子嬉春图》一样：有的赏画，有的抚琴，有的上树，有的携幼，有的放风筝，有的舞狮子……生动感人的儿童健康活动的形象的崇厦巨堂已构成，引我们走入，供我们欣赏，使我们像痴迷于伎艺，流连于勾栏的宋城市民一样，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我们从锻炼其体魄、娱乐其生活的儿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这种育儿方式的文明时，也看到宋代城市里充溢着一种对儿童健康持柔弱扶植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种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呵护有加，而锻炼不足的幼儿保健文化”。这从宋代的医学可以折射出来——
在东京最繁华的马行街上，就设有专治小儿疾病的医家。《清明上河图》可证：有一挂“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四个大字之间，建筑装饰的斗拱很大，与间壁一豪族住宅门头上的斗拱相较毫不逊色，又与其门首对竖三大高招字牌、门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颇显富丽堂皇，气派非凡。
铺画中，一坐方凳的妇女怀抱一小儿，对面一着长衫戴纱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儿作送药状……从这画面可知，这是东京一家有声望的小儿医铺，它与史载相合，是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独成系统且有相当规模的有力证明。它使笔者又想起临安。在早晨专做批发生意的诸多铺席当中，张省乾金马杓小儿药铺，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以独特的名称在形形色色的铺席中占有一个席位，证明了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理论也已成系统，主要表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许多医家的着作，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昉的《幼幼新书》，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师圣等编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的《济生方》，佚名的《产宝诸方》等。
有许多医生，是以治儿童疾病而著名的，据说钱乙到东京治愈了长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写出了专治儿童疾病的《颅囟经》，其名取自“小儿初生，颅囟未合”之意，论述极为精当，故被授为翰林医学乙幼科，自此冠绝一代，名扬天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对儿童疾病治疗的重视。即使不是专门的小儿病书，如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王衮的《博济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书都专设了小儿病方一门。经医家的开掘和研究，人们普遍对儿童体质保健有了明确的认识：儿童生理特点是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儿童的治疗原则为“柔润”，不宜痛击和蛮补。
在儿童诊断方面，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较早记载了诊断指纹法，使对儿童疾病的诊断更为科学。从宋代开始，医家发现了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麻疹、天花（即痘）、惊风、营养与发育不良（即疳）等四类，并归纳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对儿童的急惊风，要以镇惊、截风、止搐、清热解毒、祛痰为基本治法。
对儿童的养护也很细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专有《慎护论》，从小儿初生开始，到乳母的哺养，一年四季怎样穿衣服，吃什么好，不应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写清。董汲编着的《旅舍备要方》，还针对寄住旅途之中的儿童常见的疾病对症备好了药方。
百般呵护、精心养育儿童的这种思潮，还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为最，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都认识到如王灼《糖霜谱》所说：糖是消痰、除心烦热的佳食。而且，糖还可以在制作时使用方圆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宁年间的上元灯节时赏赐皇家外族的每位儿童两个乳糖狮子即是一证。
宋代城市的儿童糖食，多做成“戏剧糖果”样式，在笔者的视野中，这是糖与果联在一起为一词的较早出处。想来必是以吸引人的戏剧中的各种形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