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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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由沈括记录在《梦溪笔谈》中的两起城市火灾，都是由于自然因素而引起的，这种“自然火灾”在宋代以前也有过，不过前代对此都没有形成沈括对这类“自然火灾”的精确的科学的认识。
宋代城市火灾，主要由前所述的五个方面原因造成。这些方面的原因，互相交叉，错综复杂，这就使宋代城市火灾，呈现出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状态。这是以往朝代城市中从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即城市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火灾的威胁之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似乎可以形象地反映这个问题——
宋代内宫有一尊玉石雕成的“三清真”神像，起初把它供奉在真游殿，时隔不久，内宫失火，就把三清真神像迁到玉清昭应宫，可玉清昭应宫又失火，只好又把这神像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又失火，只好再把神像迁至上清官，上清宫却着了一次焚荡无孑遗的大火，可是，三清真神像却保存下来了，宫人又准备将它迁至景灵宫。这尊神像在哪哪着火的事实，使宫司道官惊慌万状，他们不得不斗胆向皇帝上言，认为这尊神像放在景灵宫，景灵宫也会火劫难逃，希望把它迁往他所。于是，神像被迁往和火相克的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火灾遭遇，使三清真神像获得了一个“行火真君”的绰号。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正是宋政府对火灾无可奈何心态的反映。市民对火灾还未找出多少有效的制止和抵御的方法，只能以这样的故事自嘲，聊以自慰。事实上，每一次火灾，无论大小，都给市民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
像仁宗当政时，一次皇宫夜间起火，大臣遍叩诸门都进不去，直到太阳高了，才敲开东华门入宫。这时，殿宇多被烧成灰烬，仁宗在升平楼垂帘升座，宰相吕夷简独不拜礼。仁宗问他为什么，吕夷简回答：宫中失火，中外震动，垂帘之下，看不清楚，万一误拜，怎么办呢？
国家的中枢被一场火灾就搅得如此混乱，真是每当城市火起，就是一场灾难，连续起火，等于浩劫。火灾是最使市民胆战心惊的——
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金蛇乱舞。咫尺不见，焰赤雾浓。烟迷轩宇，堂榭熏黑。六街成灰，三市如碎。华厦摧垮，驿馆塌颓。雕梁满地，画栋倾毁。呼啦啦天似崩，哗啦啦地如陷。房碰屋，瓦残垣断；楼压台，险象环生……
男女老少，自相践踏。伤废市民，滚滚叫痛。燎坏军兵，咬牙硬橕。将军狼奔，文臣鼠窜。爷喊乳孙，妻离子散。皇帝弃了辇，宰辅扔了笏，歌妓焦了鬓，宫女烂了额，商贩丢了担，庖娘掉了刀，进士泼了墨，壮卒翻了车，尼姑失了帽，和尚倒了庙。鹦鹉撞了架，鹁鸽坏了笼。骏马散了缰，驴驮着了套……
这种火灾场面，不止一次地在宋代城市出现过，它促使着城市的管理者，想方设法去预防和消灭火灾。要采取得力的消防措施，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表上来。
消防
早在开宝初年，远在广南的刘就命令每家市民，都备置一个号为“防火大桶”的贮水桶。这虽是前代防火制度简单的沿承，但它已成为一项城市基本设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可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后果严重的火灾，使城市管理者意识到一般性的防火、灭火设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专门化的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才是最为根本的杜绝火灾之计。
由于史料的浩繁，笔者一时还难于考证到宋代城市中设立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的确切记录，但笔者敢说，下面所引的这条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较早的关于宋代城市已设专门的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的记录了——
二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侯、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以上这条史料所说的“二年六月”，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其中有“仰探火军人”、“指挥使”等名目，窥测火警是用军队，灭火是指挥使指挥兵士进行，这表明宋代城市专职防火、灭火的组织，是从军队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有时就是直接由军队担任的。如熙宁八年（1065），为防止造兵刃的斩马刀局工匠暴动，神宗曾批准：“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其中将100人分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这就是所谓的“潜火铺”。“铺”为兵卒、屋所之意。宋代徐照《促促词》：“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而宋代的“潜火”即为灭火之意。联系起来看，“潜火铺”即驻扎军人的防、灭火屋所。
“潜火铺”主要由皇家精锐或专职的消防火部队组成。其中如东京的三衙，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这三个机构为皇帝的亲军，主要驻扎在东京及其附近。“三衙”的战斗力为宋代诸军中翘楚，也是史家通常所称的“上禁兵”，能入这个序列是很不容易的，即以身高规格来看就非常严格。它所辖的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龙猛、神勇、宣武、虎翼等军，兵士个头都要1。71米以上，至1。80米，而且还要琵琶腿、车轴身，取这样的身材是着眼于“多力”。即使选入“三衙”部队，还要经受定期或不定期的筛选，以使骁勇者升，弱懦者去，这主要是为了使这支军队始终具有旺盛的战斗力。以具有这样素质的军士充当防火、灭火的队伍，其效率之高、威力之猛，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在北宋的后期，我们才听到专职的防火、灭火部队巡逻的脚步声，这就是北宋后期孟元老所记的：每坊巷300步（宋制一步约合五尺），就设一“军巡铺屋”，每铺五名铺兵，夜间巡警。一遇失火，则由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部门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在此之前，“潜火铺”似乎还局限于官府或贵族之家。如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后修北宅，其母李氏要求援引仁宗时期曹后创南宅之例，设置一个“潜火铺”，防、灭火人员也是从军队中抽调。
大约一直到了北宋后期，专职的“消防队”，才从较小规模扩充起来。南宋临安是最全面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较之北宋的防火、灭火制度实行得更为彻底——
临安是分六都监界分，差兵148铺，在城内近200余步就置一军巡铺，这超越了东京300余步设一军巡铺的规制。临安的防、灭火军兵布置为东、西、南、北、上、中、下、府、新、新南、新北、新上，12个隅。每隅102人，共1224人。
更为专门的防火、灭火队为7个，他们是206人的水军队，118人的搭材队，202人的亲兵队，350人的帐前四队，计876人。
此外，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方，即东壁500人，西壁500人，南壁500人，北壁300人，共1800人。这些防、灭火军兵也听候临安府节制。从殿部两司驻临安城外营寨，选防、灭火军兵1200人，分置东、西、南、北四个方面，既防、灭城外大火，又归临安府调遣灭火。
为了使临安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赵构在绍兴三年（1133）还诏令殿前各司，再选300精兵划归临安府，专门担任救火任务。殿前各司皆皇家亲军中精锐，攻坚战斗能力极强，赵匡胤时的亲军就树立起了这样的榜样——
有一次，泗州献来生虎，赵匡胤命用全羊臂给虎吃，虎吃了一会儿，口合不上，一看是羊骨鲠喉中，这时，亲军李承训便敢用手去虎喉中将羊骨探取出来。又有一次，一只飞禽落到高入云霄的五凤楼东南角楼的鸱尾上，赵匡胤命人去捉，一武士便攀上屋角，历经危险，将这只飞禽捉到手，观者无不为之悬心……
由这样坚韧不拔、勇猛善战的武士组成的救火队伍，一定会强悍无比，势如破竹，他们肯定是在火灾的关键时刻投入，也绝对会取得不同寻常的灭火效果。
综上所述，这300殿前各司精兵，加上每隅防、灭火军兵102人，全临安共23隅，计有2346人，再加上7个专门的“潜火队”876人，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壁”1800人，驻临安城外的1200名防、灭火军兵，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522人。
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用《淳佑临安志》里的话来说：这种“消防队”，自嘉定以来已成定规，由于这样的设置，便于扑灭火灾，自此十来年间市民生活才逐渐得到安定。
防、灭火组织的规范化，必然是和防、灭火设施的规范化互为表里的。如“消防队”，有专门的铺屋，即“望火楼”，他们住在楼里，白昼黑夜登楼顶观看火警，以利扑灭火灾。
望火楼的建构出于李诫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编纂完成，崇宁二年（1103），经皇帝批准，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诸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经有望火楼的设置或至少有其设想了：
望火楼，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
五尺，下方一丈一尺
造作功
柱四条，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脚二条，共六分功
平栿二条，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抟风版，二片
右各共六厘功
抟三条，共三分功
角柱，四条
厦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护缝，二十二条，共二分二厘功
压脊，一条，一分二厘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厘功
右以上穿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厘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护缝有多长，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规定下望火楼的构造，其意是要遵此执行，望火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目前遗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鹦鹉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咸淳七、八年（1271、1272）镌刻的当时全城总平面图，其中就有一望火楼。此楼位于该城宝贤门与镇岭门之间的山上，与城墙连接，出宝贤门可沿石阶登上望火楼。
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层楼，于此可以看出，望火楼必须要建在全城的高处。“楼”是建在立柱之上，根据《营造法式》规定一柱要高30尺计算，望火楼必须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约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处的望火楼上，了望全城，火警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类似这样的望火楼，在临安有23处之多。“消防队员”日夜值宿在望火楼里，若发现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朝天门内挥指三次旗，朝天门外挥指两次旗，城外挥指一次旗，夜间用灯发出扑救信号。
望火楼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中的首创，它对宋代以后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意义。从城市防、灭火历史来看，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均设有望火楼，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内高处浏阳楼上值日了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号或击鼓，顷刻之间，满城闻知……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宋代城市扑灭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锚儿、唧筒之类。
在所有灭火器具中，唧筒的发明和使用，是一划时代的贡献。唧筒可以这样描述：它是用长竹制成，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筒形泚水的灭火器具。竹筒内紧裹在水杆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来回拉动水杆，便产生正压和负压，将水从竹筒开窍处吸入和喷出。消防专家孟正夫研究认为，这是运用柱塞式泵浦原理而研制的灭火器具。尽管这种唧筒的射程和流量都很有限，但利用它来射水灭火，比之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进展。这种简易便用的竹制唧筒，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浦。
这种较之前代更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