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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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现在可能还不行，不过，我总是觉得，我如果能尽量混得好一点，你至少不用担惊受怕，一天到晚又怕工作做不好又怕裁员又怕被人家欺负，一点点事情都提心吊胆，连梦话都说的是英语……你那副样子真是让人心疼。我希望你能多一点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他碰碰我的脸，“还有，你现在比出国的时候还瘦，人家到了美国都变胖，就是你越来越瘦……”
“那叫苗条，好多同事都羡慕呢，吃饭的时候偷偷看我到底吃什么能不胖。”我抽抽鼻子。 “一身的骨头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要你高高兴兴的，长得胖胖的，就像，就像史努比那样。”
当一个男人语气坚决地要我向一只狗看齐，我心里所有的眼泪都喷涌而出——在他默默下定决心把所有的艰难一肩挑的时候，我却在拼命猜忌、嫉妒、生气、给他气受，他心里一定也很委屈，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真难为他了。
“璐璐，别哭，别哭，乖，不许哭了。”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过去，贴在他的怀里。他衣服上有一股烟味，我一边捶他的肩膀一边哭得更凶，“叫你不要抽烟，我叫你不要抽烟的呀，你不听话，你不听话……”
说到这里，我的嘴唇已经被堵住了，他用力地吻我，好像要把所有的废话都挡回去。透过烟味，我闻到了他身上久违的气息，不由自主闭上眼睛，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他温柔地抚摸我，让我“一身的骨头”刹那间酥软无力，没有思考的余地，只觉得一颗心像被搁在火焰上摇摇晃晃的空气里，热热的，被蒸得微微发晕，生怕随时会掉了下去。
朦胧之间，我感到程明浩把我抱了起来，一直抱进房间，用他的身体把我压在床上。他滚烫的嘴唇一路吻过我的额头、眼睛、鼻子、脸颊、嘴唇、脖子，然后接着往下，他的喘息声变得越发急促，一边吻我一边呓语般地说：“你是我的，是我的。”我顺着他的动作微微颤栗，紧紧地抱住他。他几乎有点粗暴地扯开了我的衣服，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铃声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让我骤然打了个哆嗦。我看着程明浩，他也看着我。
又是两声响过，程明浩微微松开了他的怀抱，我终于把一只手伸过去拿过话筒。
电话里，杜政平的声音听上去很遥远，却又不可思议地真切，“你在干什么？”
“我，我刚到家，”我用尽可能镇定的声音回答，“你那边怎么样？”
“看来没什么希望。”他叹了口气。
“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单薄而苍白。
“是啊，”他在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突兀地冒出一句，“老婆，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的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仿佛一根刺深深地扎进心里去。
杜政平告诉我，他那个同学要请他吃晚饭，回旧金山会很晚。
我说：“不要喝酒，开车小心点。”
我轻轻地把听筒放回去，回头，正好撞上程明浩的目光。他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痛苦，反射到我的眼睛里，每一丝、每一毫我都体会得清清楚楚，让我痛彻心扉。当所有伪装的坚强、自尊和自卑都被现实剥落，我终于看见他为我痛苦不堪，却发现那一点儿也不好看。
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有一个深蓝的绒布盒子，里面是我的婚戒。杜政平说：“我现在只剩下你了。”明天就要结婚，我现在却想跟另外一个男人上床。
我不知道自己是可悲还是卑鄙。
程明浩心心念念想着我是他的，而当我真的在他面前，却发现我其实并不属于他，另一个男人过不了多久就要回来，到时候，轮到人家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坐起来，像抱小孩一样用力把我抱住贴在自己身上，脸埋在我散开的发间，仿佛贪恋一种毫无安全感的拥有，像一个绝望的姿势。他抱得我有点痛，但我没告诉他，一旦告诉他，他就会松开手，我不要。我的手插进他的头发，他今天没有用发胶，头发听话地伏在我的手指间，像刚长出来不久的草地，头发短了，他后脑勺的那个旋露出来，我用手轻轻摸着。
“你们那儿冬天很冷吧，你怎么把头发剪这么短？”
“那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去剪头发，想起以前你总是喜欢玩我的头发，心里难过，就索性把它剪短了。”
“那不叫玩。”
“不叫玩叫什么？我看你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像个小孩子。”
“为什么总觉得我是小孩子？”
“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你，你就像个小孩子，”他轻轻笑了一下，“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对着我的脚研究半天，然后抬起头来一笑，笑得很神气，好像在说：‘咦，这土八路好玩！’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跟我握手。还有，
就是你很可爱，一笑露出一排牙齿。”
“谁笑不露出一排牙齿？所以你觉得我‘太好’？”
“说‘太好’是在找借口，讲老实话，那时候，我觉得你未必适合我，我也未必适合你。你看上去像那种一路顺风、什么苦也没吃过的类型。”
“你当时觉得什么类型适合你？”
“脾气好、能吃苦、好养、可以一起打天下。”
“农民。我要去告诉张其馨你就是凭这个找她做女朋友的，她保证吐血。”
“不许笑我。”
“那就是说你觉得我脾气不好、不能吃苦、不好养、不能一起打天下啦？我……我脾气是不好，可是，其他的……”
他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子，“我知道，我现在都知道了。那时候没好好追你，你是不是
很恨我？”
我点点头，“倒追男人都追不到，一点面子都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璐璐，我以前谈过三个女朋友，大学里两个，都是开始没多久就分手了。因为人家觉得我家庭条件太糟糕，后来是张其馨，也分手了。可是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不知为什么，你很把我当回事……”
“当回事？”
“那次在西雅图，你跟我讲花生漫画，说‘史努比大概是惟一一个把查理·布朗当回事的’，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查理·布朗，很普通，百无一用，没什么人把我放在眼里。你呢，像那个史努比，那么在乎我，好像我真是块宝，在乎得让我心痛。璐璐，你这个人骨子里很好强，有时候都分不出你是真的坚强还是在逞强……那天我抱着你睡的时候想，既然你这么把我当回事，我就要加倍地把你当回事，好好养你，守着你，将来不让你吃苦，让你一直那么神气，日子好过了，脾气自然也会变好，你又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我紧紧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没想到你不但农民，还有点大男子主义。”
他看着我的眼睛，“璐璐，你再给我织一条围巾，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以前那条不好吗？”
“好，就是太短了一点，我脖子比较长……好像也薄了一点，你知道我们那里冬天冷得要命。”
“美国买不到毛线。”
“买得到的。”
“买不到的。”
“一定买得到的，”他也变得孩子气起来，“我买到了，你帮我织。”
“不跟你烦了，你现在怎么这么多话。”
他捧着我的脸，看了半天，认真地说：“等会儿小杜回来我去跟他说，他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在他的手掌里摇摇头，“我都跟他结了一半婚了。我对他老是说话不算数，这一次，我，我不能再不算数……”
“璐璐。”他哀求我。
“不要。”我也哀求他。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直到把彼此眼睛里的痛苦都看了个透透彻彻，又变成一种凄凉回到心里去。突然间，我抱住他，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因为我体会到了那次郑滢说的感觉：我们像一对告别的旅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边，他拉着彩带的这一头，我拉着那一头，眼看着船慢慢地开出，带子越拉越紧，直到绷成细细的一根线，然后“啪”的一声断开，断头弹在手指上，先是没什么知觉，而后是麻辣辣的痛。原先或许不用告别的，总是一个先去买了船票要走的，或许也挽留过，也哀求过，然而终于还是走了；到了此刻，真要拼了命，跳下水去或许也能游回岸边，然而船开都开了，渐行渐远，有多少人会那么做？历来不是只有泪眼相对、无语凝噎的吗？
郑滢没说错，最坚决的告别是在床榻之间，在本该最最亲密的时候。这样的告别，连后路都一起切断了。我，放弃了他。
程明浩又抱了我很久很久，终于慢慢放开。我穿好衣服，他掏出一支烟，又放了回去，“带你去看样东西。”
半个小时后，我叫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我不去了。”
“我答应过要带你看浪管风琴的。”
“我不要看了。”
“那好，”他沉默良久，把车门打开一点，让灯亮起，然后把那个玫瑰花纹的戒指递过来，“帮个忙，把它戴上，让我看看，好不好？”
我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小小的钻在暖融融的灯光下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戒指稍微大了一点，我说：“总比太小好。”
我把戒指拿下来还给他。他把它放进项链上的挂件盒，看了一会儿，摇下车窗，猛地把它扔出窗外。链子在夜色中划了个弧线，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愕地看着他。
他转过头来，“这样也好，以后就可以不想你了。再也——不想你了。”他垂着眼睛，语气却又坚决了起来。
我的心里一阵痛，“你，你要给我好好的。”
他点点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走，送你回去。”
我叫他在离我家一个街区的地方停下来，“我自己走回去。”
他伸手过来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小不点，好好过日子吧。”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往下流。过了半天，我哽咽着说：“我希望你也幸福。”
他点点头，淡淡地朝我微笑一下。
终于有机会说“希望你幸福”。只是，我们之间，已经分不出谁是浪子，谁是倒霉蛋。
我们都那么辛苦地辜负过，也守候过对方，到头来却是这样。
我站在街沿，看程明浩的车亮起红灯，缓缓开动，喷出一股白汽，散进夜色，像一声叹息。
我回到家，杜政平正站在冰箱旁边喝一杯酸奶。他问我哪里去了，我说出去随便走走。我脱下鞋，光着脚走到他面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他正舀起一口酸奶，勺子停在嘴边，又送到我面前，“要不要吃？蓝莓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牌子中最喜欢的口味，上星期他去买菜时忘记了，回来后想起又专门跑了一趟。
我点点头，张开嘴，他把勺子送进我嘴里。酸奶又酸又甜，小粒的蓝莓滑过我的舌头，凉凉的。
他自己也吃了一口，“你吃东西怎么总喜欢舔勺子？”
“不浪费啊。”
他又舀一口送到我嘴里，“傻瓜，又少不了这么一点。”
刚才进门前的刹那，我的确闪过念头，把下午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去找程明浩。可是，那个念头像霉菌一样被一杯Yoplait的蓝莓酸奶消灭掉了。酸奶杯对面的人，跟我相依为命。
二〇〇二年八月的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三十分，我和杜政平结婚。我穿着上次去参加郑滢婚礼时的那条裙子，那是我来美国以后买的最像样的衣服——其实是郑滢替我买来衬她的新娘装的，婚礼结束后就送给了我。
郑滢和她先生当证婚人。她很担心，在洗手间里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的负担就重了。”
我淡淡地说：“会过去的。”
临近年底，郑滢辞职，因为她怀孕了。我有点失落：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儿“拉帮结派”的可能性，“帮派”却扔下我走了。
我们公司在高科技泡沫期间的最后一次“资源重组”进行得相当丑陋。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批重要项目完工后，好几个测试和客户服务部门被连窝端掉，一间间空旷的办公室像一个个被拔了牙的牙洞，看得人心里发涩。两年来，我们所有人像参加了一整套海军陆战队心理训练，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变得训练有素、沉着冷静，真正做到“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不动声色端起他的枪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