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高考报告-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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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下岗工人不愿当清洁工，我真有些想不通，在国外能有个就业的机会就是天大的好事哪，还有讲究什么工种让你捡捡挑挑一说？没有，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像我们这些既非投资移民、手中又无半张派司，业主用你，人家还得担着风险哩！你问我记忆中哪一次找工印象最深？要说印象深的大多大多了。就跟你说一件吧，那大约是前年11月底的事。当时我在给一个身边没有子女的孤老妇人做钟点工，每天我是在下午4点到她家完成两个小时的家务活，不知怎么的，那天去后主人的门却紧锁着。按照通常的约定我等半个小时如果还不见主人回来我就可以走了。但那天不知有什么预感，我想是不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于是便在雪地里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加拿大的居民住宅都是一家一户的别墅式的，我不可能到附近的居民家去等候，那加拿大的雪天要多冷就有多冷。不知是饿还是冷，我渐渐感觉自己的两条腿麻木，后来就根本没有了一点知觉，我知道自己可能快要顶不住了，想赶紧离开那儿，两腿却完全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又出不了一点点声音，突然我的眼前一黑，扑嗵就栽倒在雪地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五点多钟，我发现自己在一家教会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路过的一名警察救了我。而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那天没有回家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她的伤势并不算重，却差点让我为她送了命。当那老太太托人将我的二百加元的工钱送到我手中时，我忍不住嚎陶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命太苦，我哭为了能供儿子考大学挣的这几乎是用命换来的钱。半年后，我们中国的春节一过，我带着一秋一冬八个多月挣得的8000多块加元回到了北京。这是我向儿子作的承诺。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天天陪着儿子，早上为他做好饭，再送他到复读班补课，晚上又陪着看他做题，偶尔也教他一些英文，毕竟我在加拿大呆了一两年时间，英文特别是口语能帮助他一些。就这样，我们母子俩天天如此，从2月份一直到7月初参加高考的一百三十来天时间里，起早贪黑，连电视都没看过一回，除了菜市场和书店，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也许是老天有眼，也许是我们母子俩的合力，我和儿子的大学梦终于得以实现。这年他的高考成绩高出北京‘一本’录取分数六十多分，考入了儿子自己报的第一志愿理工大学……”　　
　　凯丽讲述的经历仿佛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情节。　　
　　“儿子被录取的消息我是在临上飞机时知道的。当飞机冲上云霄，在北京上空盘旋时，我俯瞰着这片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丽土地时，眼泪忍不住哗哗流淌。当时我想如果不是我走上背井离乡、远离国土这一步，我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能够更顺利地考上大学。唉，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对子女上大学最关心、付出最多的父母了。有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中国的亿万万父母心中，没有再比为了子女们上大学更令他们操心、担忧的了。你说是不是，大作家？”凯丽一边抹着泪，一边感慨万千地问我。　　
　　记得当时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但关于中国家庭对于子女高考所留下的沉重话题，从此却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间。那一刻我就想，有一天我会将笔对准中国高考这一影响着亿万万家庭的大事的。　　
　　在温哥华与凯丽告别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她本人的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她说她将在蒙特利尔大学与儿子在同一时间走出大学校门。　　
　　我遥祝凯丽和她儿子好运，也借此向为儿女教育付出万分艰辛的天下父母祝好运，愿他们为儿女编织的大学梦都能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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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的话题更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在上海市当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自当教育部部长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60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一个成语，比如将“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女儿也确实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连她写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一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五十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几乎没有一点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下，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关系，甚至不会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可以一样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则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震聋发聩的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来引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五十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　　
　　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年份课文字、词　　
1949年　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我们　
1955年早上起床穿衣服毛主席、工人、农民　
1958年日月水土人、手、足　
1961年公社送我上学堂　公社、学堂　
1978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主席、我们　
1981年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　热爱、共产党、人民　
1989年我是中国人我爱北京　中国、北京、我　
1992年我是中国人我爱老师、我爱爸爸中国、老师、爸爸、妈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　　
　　“中学语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应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现有语文教材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的作家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看法要少些。　　
　　戏剧评论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