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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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先和金维映可以说是当时红军中的通天人物，她们更是冲破樊篱，把自由独立作为追求目标的女人，一旦被男人们不屑与鄙视的眼神激怒，她们便把这些情况全部反映给最高层领导。
于是，上级领导给了女红军们检查行军纪律的权力，每天出发前，先看一看有没有人不遵守纪律没带米袋子的。如果有，到宿营地后就让他饿饭。女人们检查得都很仔细，没有一个不自带粮食的人能从她们的眼中漏掉。
一路上，女人们战胜了行军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不适，现在，她们同男人们的斗争也胜利了。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
刘英与担架上“三人团”的预感
离家远了，困难多了，那些本来没有参加红军，而是以每人每天一块银元雇佣来的挑夫和担架员，他们的思想与红军的意识有着天壤之别。由于负担过重，挑夫的肩膀被磨烂了，脚上的草鞋已经坏得不能再穿，脚掌上的血泡，时间一长就磨破了，走在地上钻心地疼痛。女战士们尽量给他们找来一些破布，包在脚掌上，可疼痛依然不减，有的挑夫每走一步就要叫一声，大大降低了行军速度，有时一个夜晚才走上五六里路。不多久，挑夫们的心眼就开始活动了，常常是几个同乡一起坐在地上，要么喊累、喊痛，要么喊饿、喊渴，就是不起来。
由于工作需要，刘英调到了第三梯队当巡视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动一番脑筋，费一番口舌，用她女人特有的耐心和钢铁般的意志来说服感化他们，但作用并不大。胆子大的挑夫，干脆开小差丢下挑子跑了；胆子小的，哭哭啼啼地向她求情：“走得再远点，回去以后人家就会以为当了红军，被抓到后该没命了。”后来，女红军不得不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扩夫子，走一段路就换一批挑夫。
让刘英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的，是那些体弱多病的战士在行军的路途中，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这支浩荡的队伍。担不起扛不动的辎重，拖泥带水的行军，虽然一天走不了几里路，战士们却照样得不到休息。一到夜里行军，就困得睁不开眼。刘英学着李维汉的样子，每到两个眼皮子开始打架的时候，就从兜里掏出一只辣椒，放在嘴里嚼上一阵，努力支撑住自己。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有时，走着走着，刘英朝身后一看，队伍像是中间被截断，原本攒动的黑影却不动了，她再定睛一看，战士们都站在地上睡着了。她赶紧下马，摇醒了这个，再去推那个。走没有两步再一回头，情景重现，真没办法。有的战士就是这样睡在地上就再也没有醒来。这一时期，部队严重减员。
据史志记载，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之前，为了同粤军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和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受周恩来、朱德的委托，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与粤军派出的全权代表举行了秘密谈判，并达成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对随后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顺利突围转移起了一定的作用。致使西进红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粤军的前两道封锁线，这两道封锁线不过是摆给蒋介石看的花架子而已。
刘英这个巡视员，越是知道的情况多，越感到困惑不解，有时甚至很生气。每当此时，她就去找“三人团”发一通牢骚，此“三人团”非彼“三人团”。突围转移开始以后，由于同是生病，毛泽东和王稼祥经常一起躺在担架上谈话聊天，后来又加进个张闻天，三个人谈的时间长了，各自了解了对方的思想意图，就越发觉得想法一致，趣味相投，慢慢地，担架“三人团”就这样产生了。毛泽东是刘英的同乡，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她在莫斯科时的学长，刘英平时就非常钦佩他们的学识和为人，所以一见到他们，她就把所看到的和自己所想到的，一股脑儿全倒给了这几个人。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自己把自己都拖垮啦，哪里还能打仗啊！”毛泽东仔细听完刘英的叙述，很生气地说。旁边的王稼祥和张闻天也不住地摇头叹息。
刘英在这里找到了共鸣，来的次数就更勤了。有时，刘英还能吃到平时想都想不到的好东西。特别是张闻天，经常留一些吃的给她。
刘英和新“三人团”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在湘江战役中暴露无遗，致使整个战役损失惨重，红军总数由8万7千人锐减到3万多人。
浴血湘江的女人们
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蒋介石此时已从攻占瑞金所获中共资料中，明白了中央红军“遁去”的真正意图。他任命湘军头目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并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各军阀为一己利益，曾使得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但由于红军行动迟缓，未能抓住这一良机。尽管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憾的是，中央纵队的行军速度依然不能加快。
此时，湘军和桂军蜂拥而至，并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兵力和武器优于自己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声不绝于耳，来不及构筑工事、装备单一的红军不得不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
扔掉辎重，轻装前行
在红军火力的掩护下，中央纵队开始过江。当那一双双刚刚解放的半大脚，淌入湘江浴血的河水之时，这些在苏区和平的工作环境中个个争强好胜的女人，此时此地看到的却是湘江岸边横躺竖卧的熟悉又陌生的战友，那些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小鬼，现在却倒在地上，鲜血汩汩地从身上、头上流出来，还带着他们体温的血染红了金黄的沙滩，染红了清澈的江水。有的女人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争场面，她们的心颤抖着，惊悚地跑过倒下的战友身边，跑向江边的那座浮桥。
李坚真正帮助挑夫们往浮桥上搬运那台死沉死沉的X光机，8个挑夫剩了6个，一步一挪地往桥板上移，又占地方又缓慢的移动，挡住了后面的一大片担架。
浮桥用竹竿或是木板连接起来平铺在水面上，没有桥墩，更没有栏杆和扶手，走在上面晃得厉害。不习惯的人，徒手走在上面都会害怕，更何况还要抬着死沉死沉的几十、几百公斤重的辎重，其难度可想而知。
此时此刻，中央纵队有3000名挑夫，负载着苏维埃政府的全部家当：拆卸下来的兵工厂的机床、刚造出来的炮弹、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发电机、电台、成捆的电线、X光机，各种文件、档案，还有红军储备的金条、银元、粮食、药品、办公桌椅，等等。
在行军的路途中，抬着这些笨重的家伙，大大影响了行进速度。就拿总卫生部的这台X光机来说，这个七八百斤重的庞然大物，实在让人头痛，抬着它走需要8个人，特别是遇到上山、下山和走羊肠小道的时候，有时路窄得只能通过一个人，每迈一步都很艰难。遇到这种情况，队伍就要停下来，等待挑夫把这个大家伙一点一点挪过去，大家都笑着说它像个大棺材似的。一次，行军要翻过一座相对较陡的山，挑夫们抬着这个笨家伙，一步一挪、一挪一歇地往山上走，李坚真和几个女战士一边帮忙，一边喊号子。可到了半山腰，挑夫们还是没了力气，干脆扔下机器，徒手爬上了山顶。李坚真又气又急，可挑夫们说什么都不再抬这个“劳什子”了。眼看部队仍在行进，而且共和国的财产重于一切，李坚真朝着四周大喊一声：“男同志抬不动了，让我们女同志把它抬上去，我就不信抬不动它。”说着，就和邓六金、刘彩香、危秀英等几个女战士抬起它一步一步向着山顶挪去。
而此时的湘江两岸枪炮声不绝于耳，站在晃晃荡荡的浮桥上，每挪一步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平地上几倍。
“桥上抬的是什么？”李坚真抬头一看，是毛主席在问话。
“是总卫生部的X光机。”李坚真马上回答。
“把它扔到江里，不要再抬着这么重的东西过桥了，给后面的人让开一条路。”毛泽东大声地命令李坚真。挑夫听了，高兴极了，还没等李坚真反映过来，这台被抬着走了几百里的X光机已经“扑通”一声掉进了江里。从此，女人们再也不用为抬这个笨家伙而发愁了。
实际上，扔进江里和留在江边的又何止这一台机器。当初，中央的命令是资产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使财产不受损失，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留在了荒山野岭。此时，这一派狼籍的财产遗失，挽救了多少红军的生命，保存了多少红军的实力！长征伊始的一些指导思想是需要后人回味和评判的。
狼籍江岸
由于渡江时间紧迫，浮桥只供担架和辎重通过，战士们只有跑步涉水过江。李伯钊站在滔滔的江水边，无奈地扔掉了她在苏区辛辛苦苦写下的剧本和歌词。这些曾在连队里，在群众中演出并赢得过雷鸣般掌声的剧目，就这样轻易地扔在了这血浴的水面上。她心里非常明白，这些剧本，即使背过江去，被水浸泡之后也将成为废品一堆。何况她并不高大的身躯，能否渡过江还是个问题。望着奔腾的湘江水，这位曾一路跳着舞蹈唱着歌儿鼓舞战士们战胜困难的女战士，此时此刻多么想自己的丈夫杨尚昆能在身边啊！
李伯钊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与同为留学生的杨尚昆结婚的。这个出生在四川重庆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子，从小就喜爱文学。6岁时，曾是同盟会会员的父亲去世，使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于是她发愤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肖楚女和张闻天的影响下，一向性格外向的李伯钊，很快成了进步青年中的活跃分子。加入共青团后，她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活动。1926年，李伯钊与博古等人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后绕道香港来到闽西根据地。
在苏区，李伯钊的文艺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她组织剧团，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那些丢弃的剧本，不是万不得已她是舍不得丢的。
“李伯钊同志，快过江吧。”刘伯承正好来到江边，看着他们的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站在那里发愣，于是，嘱咐她拽上他的骡子尾巴，匆匆地渡过了湘江。如果不是刘伯承的骡子尾巴，这位极富文艺才华的李伯钊能否安全过江也许会是个问号，那么远征途中的多场同乐晚会的组织和那首广为传唱的打骑兵歌的合作，还有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欢庆会上赢得掌声如潮的苏联水兵舞不知会是个什么情形。
邓六金抢渡湘江
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停歇。敌人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全歼正在渡江的红军。
担架队的女红军们一部分轻装渡江，在浮桥的两端接应担架，一部分负责运送药箱。担架在浮桥上走得很慢，子弹又在头顶呼啸。邓六金来不及多想，把药箱顶在头上噼里啪啦跳进江里，好在江水不急也不很深，她又有着一双大脚板，很快就到了岸边。但江里漂浮着的一片片血红，让她心中充溢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那映红天边的湘江的血水啊，带走了多少英烈的忠魂，邓六金听到了自己的心碎裂的声音，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这个从小就很少掉眼泪的女人，母亲生下她才十几天，就把她给了人家作养女。她的大脚并不是因为妇女解放，而是因为穷的缘故。养父是个跛子，不能下田干活，以剃头为生，六金从小就跟着养父学剃头，养母在家种田。农闲时，她跟着养父走街串巷；农忙时，她又得在家里帮养母侍弄庄稼。养父母家和自己家一样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米饭，长年累月吃红薯干。她从小到大连草鞋都没穿过一双，成年打赤脚，脚掌上的老茧足有半寸厚。也正是这层老茧，使她在长征中少吃了许多苦头。
这个大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