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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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策马前行。伍修权的马是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很威武气派，但就是由于这匹马在黄土地上显得很醒目，这个目标立即招来了敌机的轰炸。周围仅有一小片树丛，此外根本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敌机扔下的一串炸弹，炸伤了杨尚昆的腿，伍修权却安然无恙。在以后的行军中，杨尚昆不得不坐在担架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提到这件事，杨尚昆总是抱怨那匹已经被炸死的大白马。
那时节，敌机成了红军的一块心病。一听到“嗡嗡”的轰鸣声，战士们便四散开去，或找棵小树隐蔽，或跑到房脚屋后，如果周围没有可藏身的地方，便顺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免得暴露目标，招致一串串不长眼的炸弹。伤病员躺在担架上，行动不便，有时警报一响，那些新雇来的民夫只顾自己躲避，把担架扔在路上，女人们一见这种情况，必须马上组织人来抢救，实在没人或是来不及时，常常是背起伤员去找安全的地点隐蔽起来。在这时，她们根本来不及多想，也没有时间作思想斗争，更不用领导去指派，敌人的飞机就是最强制的命令。
十七块弹片的印记（1）
1935年4月，红军佯攻贵阳后向西南穿插行进，这一天他们来到了盘县境内一个叫猪场的地方。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眼前是一片绿色的原野，也许因为海拔较高的缘故吧，不远处的小山上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树，只长着一些矮树丛，树丛间点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野花。
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看看天色，太阳已经慢慢地向西落下去，大家也都走得很疲乏了，这时应该不会再有敌人的飞机出来捣乱，他想。于是，他下令全连人马就地休息。并派出身体好的几个人去找宿营的房子。
谁都没有想到此时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大家甚至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一架小型飞机从小山后面钻了出来。因为有山挡着，飞机的声音又很小，等到大家看到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侯政和李坚真不约而同地大叫：“同志们，快卧倒。”
这时，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正靠着土坎休息，见飞机俯冲下来，她忙站起身去招呼身边的几位伤员隐蔽，还未等她的话音落地，一颗炸弹扔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一纵身，扑在身边受了重伤的战友身上，炸弹就在这时开了花……
过了片刻，只见硝烟起处贺子珍慢慢站起身，踉跄着没走两步又倒在地上。警卫员吴吉清赶紧奔过去，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当尘埃落定，敌机悠悠地飞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大家从地上爬起来四顾周围，才发现身边的惨状：红星医院的李政委、钟赤兵的警卫员和担架员牺牲；重伤员张宗逊从担架上滚落地上，杨厚珍倒在血泊中，贺子珍血肉模糊，生死未卜……
没有受伤的战士们找来担架，把昏迷不醒的贺子珍抬到宿营地。吴吉清骑马飞奔去总卫生部找来了医生李治。大家围在贺子珍的担架旁，等待着平日可敬可亲的贺大姐清醒过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医生在不停地为她清理伤口，取出一些嵌在肢体表层的弹片。
钱希钧的丈夫毛泽民听说大嫂贺子珍遇难，赶过来看望。他和钱希钧一起呼唤着“大嫂，大嫂”，不知过了多久，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着眼前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她也许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贺子珍轻轻地唤过毛泽民，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不要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就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吧，我不能拖累大家……”话没说完就又昏了过去。
天渐渐地黑下来，贺子珍仍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内仍有不知多少弹片没能取出，而且口鼻中不停地出血。后来，据给贺子珍治病的医生讲，贺子珍这次被炸，身体中共嵌入大小弹片十七块。当时的医生估计，贺子珍也许只能再活两个小时。并商议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以免路上颠簸，血流加速，怕她会早早地死去。对此，邓颖超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样恐怕不合适，我看还是先告诉毛泽东，再做决定。”
连里早已派人给中央送去了干部休养连遭敌机轰炸的消息。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一点都不敢有所怠慢和隐瞒。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安顿好伤员的吃住以后，就去找董必武一起分析遭袭的原因。干部休养连的担架马匹目标太大，而且，那些金属药箱在阳光下反光，也容易引起敌机的注意。
正在这时，远远地看见两盏马灯正急匆匆地朝着他们走过来。这是毛泽东和傅连医生听到他们的情况后赶了过来。大家站起身忙迎了上去，侯政和李坚真抢着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没有责怪他们，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但他们也绝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
听董老介绍完连队的损失情况，知道贺子珍受了重伤，毛泽东快步走到贺子珍的担架旁，向李治医生询问了贺子珍的伤势，请傅连给昏迷的贺子珍诊治。看着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贺子珍，看着以往红润的脸庞此时已变得苍白毫无血色，毛泽东的眼圈红了，他扭过身悄悄地擦了擦眼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也许他想起了井冈山第一次见面。1927年10月在步云山巅，毛泽东远远地望见，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有一位纤弱的年轻姑娘，站在袁文才的身边迎接革命军的到来。他正诧异之时，袁文才告诉他：“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从此，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名字和这个清秀漂亮的女子，他们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交往。后来，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搜集材料，使他写出了很有价值的《永新调查》。
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接触，把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井冈山的一间小茅屋里，没有什么仪式，只有几样冒着热气的小菜，桌边围坐着几个朋友，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结合了。
从此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两只铁皮公文箱成了贺子珍的战斗武器。这种工作，在贺子珍看来并不是那么随她的心意，她想做的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每天抄抄写写离她的理想太远太远。她的思想曾多次波动，但总是禁不住毛泽东心平气和的开导和劝解，她只好安下心来做她并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还要做得很好。一个人能够委曲求全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除非有一种力量掌控着他。在贺子珍，这种力量就是爱情，是她对毛泽东忘我的爱。
十七块弹片的印记（2）
长征及其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中一个艰苦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转折的关键时期。回想先前失意之时，他的身边有贺子珍，这个坚强执着、体贴温柔的女子，为他生育儿女，给他带来天伦之乐，站在他身后给他精神支持与寄托。她为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不知多少罪，在他的事业有所转机的时候，她却伤成了这样，怎能不令他动容，催他落泪！
当毛泽东听说干部休养连提出寄放贺子珍的提议后，坚决不同意：“把她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只有死，抬着走，还可能活。”
毛泽东对弟弟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子珍抬到目的地。把我的担架派过来，给她用。”
什么是爱？贺子珍忘我，毛泽东忘情，是在危难的时期的体贴关怀，是危险时刻的一声令下。可以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的一声令下挽救了贺子珍的性命！
这在当时昏迷不清的贺子珍全然不知，等到她醒来，已是几天以后了。剧烈的疼痛仍使她常常昏死过去，但她从来都没呻吟过一声。有时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她说：“贺大姐，疼的厉害你就喊两声吧，会减轻一点痛苦。”但她一直坚忍着，直到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直到又一次昏死过去。
贺子珍就是这样的性格。即使后来生活当中的不幸接踵而至，她也从没有向哪一个人，向哪个部门申诉过，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煎熬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铁窗三难
谢小梅的丈夫罗明是在娄山关战役中被炸伤的。因为“罗明路线”的问题，长征伊始，罗明被分配在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被派往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担任部长，胡耀邦在他的手下当秘书。娄山关战役，三军团担任先锋。当敌机呼啸着飞过来时，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罗明和胡耀邦立即组织伤病员隐蔽。只听“轰隆”一声，罗明顿时倒在血泊之中，一颗炸弹击中了他的右臂大动脉。他身边的胡耀邦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于是罗明不得不来到干部休养连，开始和妻子谢小梅朝夕相处。
谢小梅生完孩子十几天就随部队上路了。这个出生在福建龙岩县一个店员家庭的女子，虽然17岁就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她毕竟比不过农村妇女身体强壮，尤其不擅走山路、长路。行军刚开始时，谢小梅走在路上总是踉踉跄跄，脸色也黄黄的，让人一见顿生怜悯之情。傅连医生碰到她，便担心地对她说：“小梅，不要掉队啊！一定要跟上队伍。掉队很危险，你千万注意呀！”
谢小梅时刻牢记着这句话“千万不要掉队！”一路上没有马匹，她自己背着行李和干粮袋，实在走不动时，她就拉着领导和首长的马尾巴，也决不掉队。慢慢地，她的双脚和她弱不禁风的身体硬是被磨练出来。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调整过来，在行军的同时，她还担负起看护伤病员、收容掉队同志的工作。一到宿营地，她便和李坚真等到老乡家里筹粮，回来后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分给战士们。
罗明的到来，谢小梅又多了一份义务，照顾自己的丈夫。一路上，她就一直想着能和丈夫并肩行军作战，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以这种形式来到她的身边。从此，小梅的背上又多了丈夫的一个背包，但她的脸上却多了几分笑容，她不愿让罗明感到她的辛苦和劳累，更不愿给罗明本已伤痛的身体，再增加上心灵的负担。这就是善良纯朴、任劳任怨的中国妇女典型的形象。
红军渡过北盘江后，陈云代表中央找罗明谈话，希望他和妻子留在贵阳，把贵阳的农民运动搞起来。离开大部队留在当地是非常危险的，他们都清楚。一路上，他们不断听到消息说，江西苏区在红军大部队离开后，留下的人是怎样遭受敌人的围剿，多少志士尸骸遍野，忠骨难收。
谢小梅曾一度不解，她问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随部队北上抗日？”
“这是组织的决定，工作需要。”罗明的回答简单而不置可否。
谢小梅无语。她是一名红军战士，战士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不论有多艰辛、有多危险，组织上决定下来的事情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和罗明、谢小梅夫妇一起留在贵阳的还有一个叫朱祺的人，曾是中央苏区总工会委员长。他们的分工是：朱祺搞工人运动，罗明和谢小梅搞农民运动。部队出发前给他们留下了一笔钱和一枚金戒指作为活动经费。钱由朱祺保管，金戒指藏在谢小梅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红军走后不久，由于他们的闽粤口音太重，即使乔装打扮，也难骗过戒备森严的敌人，三人全部被抓了起来，并被投入监牢。第二天提审时，朱祺就用他所保管的活动经费打通关系，独自逃跑了，并很快叛变了革命。谢小梅身上的金戒指被敌人搜去后，因他们假称生意人的身份未被识破，夫妻俩也被放行走出监牢。
身无分文的罗明、谢小梅夫妇几经周折来到贵阳，他们找了一家小客栈，向店主谎称做生意时钱被人骗走。好心的店主不仅收留他们借住，还介绍谢小梅到保长家里帮佣，挣口饭吃。后来，保长看他夫妇俩穷得可怜，又介绍罗明到公安局当起了清道夫，每天在大街上扫马路。但由于罗明体弱多病，累得吐了血，失去了工作，谢小梅不得不一人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后来，罗明写信给上海的亲戚，寄来五十元钱，还被保长扣掉了三十块，但不管怎样，他们终于有了钱。于是，俩人决定扮做小商贩去贵阳市郊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