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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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3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150页。顾炎武断定无人知道史可法的去向，有人说他逃走之后躲了起来。见同上书，第149页；夏允彝：《幸存录》，第38页。后来，在江北发生了一次起义，由一个名叫冯孝廉的人冒充史可法加以领导。冯孝廉在被俘以前进攻过潮州和无为州。平定这次起义的满族将领命令把史可法的母亲带来辨认。史老太太是与她的儿媳、史可法的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一起被捕的。两个妇人说，这个起义的领袖不是史可法。不过，在这次偶然的机会里，清军的一位满族高级王公看上了漂亮的李夫人，想要娶她。于是派了一个使者把定婚礼物送到了她的住处。史可法的母亲不知所措，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没有问题。她从定婚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她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要这个满族使者替她感谢这个贵族。使者打开金盒，看见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89页；又见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87—288页。
③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18—19页。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9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51页。根据18世纪史学家温睿临的说法，死刑后史可法的尸体没有被找到，这原因很简单，即宜尔顿将军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英雄的名字刻在他的棺柩上，而棺柩在这个混乱期便被错放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5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一份注明日期是1644年、但可能是后几年写成的时人记载说，多铎亲自下令把史可法的尸体埋在了梅花岭下。郑廉：《豫变纪略》第七卷，第14页。
④ 《明史》，第4112页。这座坟墓由当地老百姓看管，他们在春秋祭祀扫墓。郑廉：《豫变纪略》第七卷，第14页；又见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89页。另外，这是招慰史可法英灵的方式。
① 乾隆皇帝选出特别加以表扬的那些已成楷模的南明忠君之士，其实际功业远不如他们对政治暴力的抵制那么突出。事实上，他们的实际作用越小，他们的楷模作用就越大。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38页。不过，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同意把记载史可法功绩的材料放进史馆中福王政权的档案里，因为他认为南京政权在它渡江以后就如同南宋政权一样。姚文田纂：《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9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176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
④ 这场论战是由刘辉发起的，他批评吴晗的著作《史可法》（在1959年出版）。刘辉认为，因为史可法的大部分活动实际上是镇压农民起义，因此他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吴晗则应该为赞扬封建道德价值观而受到批判。书报供应社：《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第1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的这场辩论因为林父而改变了方向，他认为史可法仍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他的牺牲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同上书，第19页。不过，宗志皇继续加以批判。同上书，第59页。据文化大革命后一份赞扬史可法的文章说，在上海《文艺报》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座谈会的结论对史可法痛加斥责。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
① 前者见丁家桐的评论。书报供应社：《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第58页。后者，罗咸的评论见上书，第33页。
②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6页。
③ 张岱：《石匮藏书》，第170页。
④ 李天根：《爝火录》，第6页。
⑤ 这些是夏允彝的话，引自刘约瑟：《史可法》，第161页。
⑥ 李天根：《爝火录》，第6页。诸葛武侯即指诸葛亮。
① 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92页（第一五四卷第12页）。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②
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率领。杨文（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 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①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②
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③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④
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
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 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①
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
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②
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
堪伤，寂寞鱼龙，
潜泣江头，
乞食村庄。
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③
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 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①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
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②
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③
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
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①
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②
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 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①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②
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③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④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⑤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 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①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②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
周延儒，字玉绳，
先赐玉，
后赐绳，
绳系延儒颈，
一同狐狗之毙；
马士英，号瑶草，
家藏瑶，
腹藏草，
草贯士英皮，
遂作犬羊之鞟。③
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①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② 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70页；文秉：《甲乙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