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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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
① 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
② 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
③ 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
① 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
② 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
④ 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
① 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
② 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
③ 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④ 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
⑤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
① 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
② 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
③ 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
④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
⑤ 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
① 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
③ 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
④ “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
① 《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
① 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
② 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 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
① 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
② “洪业”（great 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 北部边防
游骑不听能汉语，
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东南卑湿地，
定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吞声仰诉天，
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
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
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
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
汉心汉语吐蕃身。
白居易：《缚戎人》。
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①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②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③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 亲军和地方卫所①。
①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
② 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
③ 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
① 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