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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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
③ 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
④ 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
① 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
② 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
① 《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
② 马米兹：《魏忠贤》，第153—155页。
③ 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
① 《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
② 《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
③ 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
④ 《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
① 《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
② 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
③ 《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
④ 《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 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①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③
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④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⑤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 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①
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②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③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④
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⑤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
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① 《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
② 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
③ 《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
④ 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
⑤ 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
①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
②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9页。
③ 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
④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
⑤ 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第二章 崇祯朝廷
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
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
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
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
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
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
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
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①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②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 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①
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②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③，数十名将领被处死。④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⑤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⑥
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⑦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 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①
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②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③
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④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⑤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 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①
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②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