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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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44页。唐仲亨被斩首，其余人交给西安官府惩处。任珍上奏的时间为1649年11月23日。
② 《清史列传》，第38—39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278页；《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9页。
② 《洛南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
④ 《商州志》第十四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8—279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5页。这篇奏疏有残缺，结尾部分散佚，所注日期为1650年11月4日。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6页。恢复以前明朝军廪制的困难之一，是不少省份干脆没有可靠的兵卒名籍。在西部和西北部尤其如此。例见1661年10月23日奏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18—19页。
②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8页。明朝后期，陕西屯田完全废止。崇祯年间，许多屯田都被权贵霸占。孟乔芳恢复屯田制度以后，士卒们果然不愿耕作，稍加逼迫，便威胁要发动兵变。结果，只得招徕农民为屯田佃户。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一卷，第11—12页。
③ 伊夫林·S·罗瓦斯基：《汉水高原的农业发展》。在18世纪，汉水山区成了非常重要的制造、矿产区。人们在此挖煤、造纸、冶铁、采伐。这里的一些造纸厂备有匠工数百，铁工厂则雇佣了上万人。这些工厂为来自西安或汉中的富商所有，他们把它交给当地的包工头经营管理。不过在这一时期，此地仍有许多盗匪活动。在1796—1801年白莲教起义期间，汉水山区遭到破坏，此后一蹶不振。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
山西山匪
东面的山西，在姜瓖叛乱被镇压以后，也处于荒芜之中。从理论上说，围剿业已结束，而事实上，肃清地方的任务仍很艰巨。这一任务现在落到了新任巡抚刘弘遇肩上。刘弘遇在明朝进士及第、系满清汉军八旗人。①他在仲夏时节策马过谷关进山西，但见庐舍残毁，人民凋瘵，“如患痨疾”，东部州县，俱经寇盗蹂躏。想要使地方稍为复苏，都极为困难。刘弘遇兢兢业业，饬行有司，抚绥整顿。他宣传大清仁德，力行招徕，以使民众安居乐业。②但就在农民勒紧腰带巴望下次收成之时，盗匪们却仍在劫掠村落，而官军则坐视无睹。这些匪帮的形成，有许多比姜瓖的起义还要早，他们成了山西山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了山区望楼寨堡的组成部分。不过其中有两支主要匪帮为害最烈，这就是最初由高鼎率领的五台山匪盗，以及在山西南部举旗反清，而现在由神出鬼没的张五桂领导的部队。
位于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区，“山深林密”，是盗匪藏身的好地方，他们可以从此越过关隘，袭击河北西部真定周围的城镇。③盗匪活动是当地特有的，诚如总督佟养量向他在北京的上司解释的那样：
照得五台等山，联绵八百余里，其间峻岭绝壁，险寨深沟，古称避兵之地。故刘长腿、高三等贼，招结亡命，依负山寨，肆行为乱。兵少山大，兵东剿而贼遁于西，兵西剿而贼潜于东。是以 用兵经年，虽剿抚过半，未得尽剪。刘长腿势穷先逃，复查高三亦已脱逃，飘忽为害。①
在巡抚刘弘遇到来之前，一个封锁五台山盗匪“高三”（高鼎）、“刘长腿”（实际上叫刘永忠）的计划已在实施，试图将他们围困在其设在曹家山寨的大营里。官府从全省各地抽调了1900余名兵卒，把守通往曹家山寨的各个关隘。不过，刘弘遇认为这一策略不会成功。若不增兵攻击，盗匪们将继续在高山地带为所欲为，轻而易举地躲开官军。刘弘遇因此独自决定调集一支联合部队，计披甲满兵300名，他自己标下马步兵520名，以及来自宁武的戍兵770名，攻打五台山寨，一劳永逸地歼灭盗匪。②
1650年初夏，清军开始进剿，历时不久，很快证明作战失败。反清分子干脆分散躲入深山，或者越过恒山附近的关隘，向北逃去了。于是，10月6日，巡抚刘弘遇与总督佟养量在代州面商机宜。用佟养量的话来说，他们认为应“尽取山寨并各要路形势”。③这一次，清军措施更加周密，严防盗匪逃窜。佟养量遣部将领兵封锁南北山路。在北面的浑源县，他命令征募民壮兵丁以补充兵员，堵截恒山地区的出路。然而大多数反清分子还是再一次逃脱了。他们一得到官军行动的情报，就马上散开来逃到别的山里去，或钻进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带。事实上，官军的进攻客观上使得盗匪们加紧了劫掠。因为他们被逐出营寨，就不得不沿途掠夺定居的村庄。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缘故，即围剿的失利，反而加剧了混乱，官府让步了。到1651年，当得知高鼎越过边境逃入北直隶时，刘弘遇完全放 弃了继续进剿的全部计划。虽说官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高鼎留下的“巢穴”，但是，没有各地间的通力合作，由一个省的部队独自去消灭反清分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
于是，从1651年秋直到1654年春，高鼎和五台山区众多的小股反清力量继续出没于丛山峻岭之间，畅行无阻地来往于山西、直隶两地。只要高鼎及其人马一直躲在深山之中，他们就不会惹人注目。但是，1654年冬季，他的部众走出山西的山岭，来到真定府附近滹沱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真定是军事重镇，位于通往北京的官道边上。惊恐万状的当地将官们马上要求与北直隶和山西的军队合力围剿。直隶巡抚王来用提醒朝廷注意高鼎，认为合剿五台山盗匪的时机已到。1654年4月28日，皇帝下旨照准：“是，依议速行”。②
合剿在兵部领导下进行。兵部尚书马鸣珮是辽阳将门子弟。1621年这一家族的女眷以为自己的丈夫们死在了与满人的战斗中，就集体自杀了。当然，实际上丈夫们是投降了。马鸣珮隶汉军镶红旗。③在他的部署下，山西、直隶联军剿抚兼行，恩威并施，公 开宣布：“令其洗心投诚，如有迟疑，即便进剿”。高鼎本人从未正式投降，他可能在小规模战斗中被杀了，但是他的姻兄董三狗子（真名董景禄）确实率部自首了，几支反清力量见无处可逃，也步其后尘而投降。到1654年夏末，五台山反清分子被肃清。①
虽然高鼎出没于山岭间，有时还远至直隶，但他的队伍还是牢牢地以一个地区为根据地，这就是五台山区。其他自姜瓖起义后残存下来的大股反清力量都没有这样地集中于一地。神出鬼没的反清分子张五桂与高鼎不同，他特别灵活多变，沿山西东边倏忽往来，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如果说他有过专一活动范围的话，那就是在平阳以南的山西西南角。但是，他又频频在山西东北部露面，以致无法把他看作是只困守一地的土寇头目。1649年发现他上了五台山，次年又回到平阳，然后，到1650年底又再次在北部出现。张五桂的神出鬼没使他成了官府的十分危险的敌人，特别是因为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好像能拉起一支在一县境内活动的反清力量。一名官员在反清分子攻打一座县城后说道，张五桂“燎原之势，几不可向迩”。②
姜瓖起义第一次给张五桂一个机会去组织一支大规模的反清联军。兵变在全山西引起的混乱，使得招徕部众，或者说服小股盗 匪参加大规模起义都容易起来。虽然张五桂与姜瓖从没有任何明显联系，但他得以利用自己反清活动兼有的忠君复明色彩，使其亦兵亦民的组织更显得像一支正规部队。不管他实际上是否从复明分子那儿接受了官衔，总之他给属下各支反清力量的头领们委任了官职。从很久以后被捕获的一个张五桂随从身上，发现了一份“参将”札付，日期为永历六年，红字标题为“忠义营”。①因此，到1649年的头几个月，张五桂集结起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首领有他本人，他兄弟张五常、王水天兵（他也许就是王小溪），以及一名叫阎策的人。这支部队首次引起山西省官府的注意，是当它出现在东南山区围攻五台县的时候。1649年2月18日，张五桂猛攻五台县，差一点就占领了县城，直到2月20日从省城赶来一支1600人的援军，清兵才得以杀了1000多反清分子，将其余的赶走。②张五桂很快返回他在平阳的老巢，但到1650年，他和王某人（据当时清军所知就是王太平）又回到五台山区，在龙泉关附近纠集一支武装，威胁保定，而鲁国南已从直隶沿长城各戍地抽调兵力，在保定集结了一支大军。他们把张五桂赶回到山西的群山中去了。张五桂虽然又一次逃脱，但他的许多寨子都被夷平，大批人马被捕，手下的两名将领也被杀了。③
此后四年里，张五桂偃旗息鼓，积蓄力量。到1654年，他再度在山西西南部露面，从中条山出来，架起云梯攻打夏县，劫掠曲沃县城。④但在1655年2月20日，他的恶运到了。清军探马发现了 他在中条山据点的大体位置，夏县生员杨廷楠又提供了关于地形的详细情报，清军兵分四路，连同士兵、内丁，于2月22日夜间从夏县、平陆县秘密出发，黎明前夕在银洞山顶上一个叫做马家沟的村落附近会合。23日天色尚未破晓，马家沟村民得知了清军来攻的风声，有一股反清分子趁着天黑逃走了。但当天光大亮，清军搜检被杀戮之人时，竟然发现其中一个就是那传奇式的匪首张五桂，便立刻得意非常：
杀死贼四名，用箭死贼三名，内有贼首张五〔桂〕，发长一尺五寸，身边搜获伪将军木印一颗，合同文一张，上写永历八年。①
与此同时，巡抚陈应泰下令乘胜围捕平阳、河东两地一切已知的叛乱分子。3月30日，张五桂一名主要的副将景其桢被捕。此后数周内，高度戒备的清军骑哨斩获了许多10—15人一支的小股反清武装。到1655年夏天，整个山西南部已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局势稳定，自明末以来一直猖獗的匪盗活动终于被制止了。②
这时，河北中部（北直隶）也完全平定了。虽说后来在1655年和1671年偶然也有关于匪盗及反清分子活动的报告，其中有些还引起地方官的恐慌，但这些混乱迹象在1650年以后是很少见到了。③不过山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处死刘泽清和镇压榆园军并没给山东带来和平。近10年来，著名匪首孙化庭一直盘踞省府外围长清县丘岭地带。1649年3月，清军大胜孙化庭。④但是，在鲁西 南地区，沿河北、河南边界，榆园军残部继续侵掠这几个省份，妨碍大运河的漕运。①显然，对此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吴达早就提出要从别省调集人员和军队，以确保扫清这一战略地区的反清武装，荡平堡寨，恢复乡绅社会组织，并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机构。还需要有个权威人物来统一指挥三省军队，因为绝大多数反清武装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总是奔袭别的省区，然后再越境溜回到自己本地的藏身之处。②于是，在姜瓖起义后不久，多尔衮就决定设一新职：北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总督，总督府设在大名。③被选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人是张存仁。④
① 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第545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7页。
③ 《清史稿·李荫祖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7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7—258页。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8页。
④ 同上。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259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8页。王来用的请求得到前明官员、年迈的鲁国南的附议。巡抚刘弘遇起初对于两省合剿的计划表示欢迎，说他已将主要部将召集起来，正在安排与同僚、直隶巡抚王来用商议。但后来，刘弘遇又反对将两省军队简单地合并起来共同指挥，认为应由一位能使属下俯首听命的高级将领来作统帅。刘弘遇作此建议时，也许指出了指挥权问题的潜在困难，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他希望由别人来承担重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