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奥运会纪实-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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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跳高第一名＇美＇威廉·波里（加州圣山谷地区人，下士，军号：RA19305201）走上主席台；大声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表达了全体战俘的共同心声。
为什么战争仍在继续，
人们还在失去生命？
为什么和平还不能
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在这里，体育比赛是那么有趣；
可是在那里
与死神的竞赛还在进行！
他的诗句顿时引起台上和台下所有人的共鸣，掌声如潮，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泪光，都充满了对和平的向往……。
最后，乐队奏响《友谊地久天长》，在奥运会委员会委员、大会总指挥＇英＇托马斯·H·戴维斯（埃塞克斯郡坎维伊斯兰城人）发出带有清脆、响亮英国口音“向左转”的口令下，队伍陆续退场，战俘营营际奥运会圆满结束。
运动会期间，战俘营的伙食水平远远高于平时，一日三餐精心制作，每日都有一次会餐。除此之外，每天运动员们白天在运动场上竞技，晚上则欣赏各种文艺节目的演出。战俘们对丰盛的菜肴和精彩的文艺晚会也赞不绝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会治安队和急救组严格执行工作守则，文明上岗，周到服务，使运动大会始终保持“发狂而有其序，似醉仍保常态；伤者即时救护，病者得到治疗”。使运动会井井有条顺畅进行，没有发生一起不文明行为，没有一人出现病痛。他门的工作成绩更是功不可没！
这次运动会深深震撼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管辖的各战俘营，许多学员在日常谈话中道出了自己的看法。第六战俘营学员＇美＇威廉·迪安（美国陆军第24师师长，少将）对朝鲜人民军郑金允上尉言简意赅地说：“志愿军创造了俘虏营前所未有的历史。”（“迪安将军的故事”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战俘营学员＇英＇卡恩斯（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营营长，中校）对团长祁相如说：“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第一战俘营一些学员为前线广播录音36篇，书写家信79封。第五战俘营有184名学员联名向美、英报社、团体发出呼吁和平的信件36封。有一些与会的学员说，他们“在运动会上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俘虏”。轻量级拳击冠军＇美＇查尔斯·F·赫恩（军号：RA17235384）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他参加的那场轻量级拳击比赛，说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体力达到了顶峰，体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美＇阿伯特·C·贝尔霍姆（大会摄影记者，宾夕法尼亚州阿什兰城人，下士，军号：RA13296992）说：“这次大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会见别的战俘营的许多老朋友，而且建立了新的友谊。这不仅有益于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而且对于和平也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克拉伦斯·B·科文格顿（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人，军事长，军号：RA17016352）说：“这次大会是争取和平和美好未来的一种慈善友好的体现。这种努力所展示出的诚挚美好的愿望，预示着世界将有更美好的前景。……我千言万语想要表达的最大愿望是：‘真希望这次举行的史无前例的1952年战俘营营际奥运会，能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呵’！”大会记者＇英＇埃里克·福塞特（约克郡布雷德福城人，军号：7893412）还写了两篇报道，寄给伦敦《工人日报》和其他一家地方报纸。
战俘营奥运会闭幕（3）
在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签后，双方相互遣返战俘时，在开城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有21名美俘和1名英俘发布了两个《拒绝遣返声明》，并执意抗言，坚持始终。最后，在中国红十字会安排下，来到了中国。按不完全统计：这22名美英学员中，竟有12名学员是该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演员或工作人员。这说明运动会在他们心灵深处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他们拒绝遣返的一个重要因素。（详见本书第七章、第八章）
附：21名美国战俘《拒绝遣返声明》（译文）全文：
关于我们这些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一定有很多的猜测。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愿。然而，有一些愿望在我们中间是共同的，我们都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在采取一项重大的步骤，所以作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许多人无疑要怀疑我们是否受了“愚弄”或“胁迫”。事实上，拘留我们的战俘营当局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完全遣返全部战俘的政策。我们只是在看到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后，才看到了我们的机会。但是即使在这以后，战俘营当局仍旧努力说服我们回家。
我们是美国人。这一事实并未因为我们愿意留在这里而有所改变。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然而，我们也爱个人的自由。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争取和平与自由，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不幸的是，目前在美国，那些要求和平与自由的人所发出的呼吁迅速地遭到压制。而叫嚣得最厉害，宣传得最多的，则是麦卡锡、焚书者以及那些要求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人们的声音。我们不想让美国政府有压制我们的声音的机会。
我们已读到马克·克拉克的声明，他说如果他能和我们谈话，他将请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被俘前为之战斗的美国的自由传统。他还说他不承认“会有任何拒绝回国的美国人”。我们不需要马克·克拉克提醒我们回想美国的传统。自从我们当了俘虏以后，谋杀鲁森堡的事件，对威利·麦基和百十个黑人实行合法私刑的事件，就是我们能够对克拉克的声明作出的最好注脚。
我们听说，联合国军遣返组司令汉布伦准将说：“在美国参加政治党派甚至参加进步党派也不算是什么罪。”那么56位共产党领袖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被处以长期徒刑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麦卡伦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和史密斯法都成了马克·克拉克所谈的自由的一部分吗？
关于我们享有“自由”的说法，我们已听够了，我们就是在美国生活方式中长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自从我们离开美国，我们已获得了不少的阅历。我们看到日本被占领的情况，以及这种占领对于日本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朝鲜参加了“反共”战争，并且看到朝鲜人民因为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少苦难。
自从我们被俘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生活。
当我们被送到朝鲜来“拯救美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担心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怎么会威胁美国。我们来到朝鲜以后，又听说，如果被俘，我们一定会受酷刑，然后被杀死。所以当我们被俘并受到朋友般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起初还以为这不过是“宣传手段”罢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窥见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宣传和实际情况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自由。而在美国“生活方式”之下，我们听到关于和平与自由的高调，而实际上，和平和自由都遭到了践踏。
我们中有几个是黑人。在战俘营里，我们第一次在平等看待我们的人们中间生活。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种族歧视根本不存在。而在美国军队里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必须消灭共产党人，必须准备攻打苏联、人民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这一类的训话，当时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战俘营中，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共产党应该去打美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讲过一句宣传战争、煽动仇恨的话。相反，我们学到并且是被鼓励去学习怎样更加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怎样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将来不致遭遇更多的战争。
我们知道麦卡锡分子和其他一些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政客们将会把我们叫做“卖国贼”，而且一些受骗的人可能相信他们的话。我们深知真正的卖国贼是那些企图把美国人民推到另一场他们进行的战争里去的人。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采取的反对美国侵略战争政策的态度才是美国人民真正的态度。我们知道在杜勒斯发表主张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演说之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说明支持他的人只有8％，反对他的人有15％。
但是在已遣返的病伤人员中，我们有许多朋友都因为反对朝鲜战争，发表和平言论而被送到福音谷精神病院里去，被当做“神经错乱”和“精神病人”看待。
我们知道，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回到美国去，美国政府和法西斯集团将继续不断地设法压制我们的思想，压制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是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只有像克拉克那样的人才企图把他们自己的意愿曲解成美国人民的意愿。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爱我们出生或寄住的国家。但是我们愿意以后再回去。那就是当美国人民真正获得克拉克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争取这种自由中间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而且我们知道那一天美国人民将张开双臂欢迎我们。
“奥运会”上幕后英雄（1）
史无前例的战俘营奥运会胜利闭幕了，可那规模宏大的场面、精彩纷呈的片段、激动人心的瞬间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借助当时的照片与文字将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时刻留给了后人。这其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位是大会摄影记者福兰克·诺埃尔，另一位是《奥运纪实》主编普雷斯顿·E·里奇：
福兰克·诺埃尔，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首府人，被俘前是美联社中的一位资深随军摄影记者，上尉军衔，美联社同仁尊称他为“诺埃尔老爸”。这次他被特批参加运动会的摄影报道工作，感到异常兴奋。人们看见他胸前挂着照相机，左胸前还别着大会工作人员的金黄色缎条，频频穿梭，活跃在各个竞技场上，拍摄了许多精彩和珍贵的镜头。这些在运动会上生龙活虎的运动员照片，很快被板门店的美联社记者用传真发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引起很大反响。此外，还有一些被摄入镜头的运动员，纷纷向诺埃尔索取照片寄回家中。他们说：“亲人们看到我在运动会上的照片，比我写信回去报告平安还要高兴。”诺埃尔因此成为西方社会广为人知的新闻明星。他私下里也暗暗计算过稿酬，一次他对另一位同学说：“我要发了，要成百万富翁了，回国后至少可以买一辆高级福特小轿车和一座豪华别墅。”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在战俘营奥运会上，他的记者生涯达到巅峰，如日中天。
关于他的故事还有不少。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公告，宣布“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总攻势》正式开始。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东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于11月27日发起了总攻。美国最精锐的“王牌师”——美陆战第一师，正在长津湖地区向鸭绿江方向挺进。当时已52岁的诺埃尔踌躇满志，决心创建奇功。当这支“王牌师”将美国军旗插到鸭绿江畔时，是他最先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摄入他的电影摄影机的镜头上。可是十分遗憾，就在11月27日的同一天黄昏，志愿军第9兵团突然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全线进攻。第27军担任正面进攻任务，第20军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战至28日清晨，已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美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的分割、包围任务，并开始了拦阻和追击作战。1950年12月17日，美陆战第1师只是指挥机关和部分主力侥幸突围，而有7321人伤亡和被俘。诺埃尔就是在这次作战行动中被志愿军27军俘虏的。被俘前诺埃尔懊恼极了，遗弃了亲自驾驶的军用吉普车、摄影器材，丢掉了自卫手枪，扒掉了荣誉军衔，尤其是他最心爱的一只随身纯种德国牧羊犬，无奈也只好让它逃生去了，只留下烟斗和鸭绒睡袋两样东西。被俘后，第27军派人将他送进了志愿军战俘营军官大队。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员一样，通过细心观察和亲身体验，也经历了一个“被动…互动…自动”的转变过程。起初，他精神萎靡，沉默寡言，本来就矮小的身材，好象突然又缩短了一截。一天，军官大队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