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和生命-第3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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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这里选了三个,以见一斑。
“其它故事”选自报章杂志或网上文章,比起书本上的故事来,更有贴切的感觉。
小贩马车 (美国)
当史蒂夫1955年出生时,他不能消化任何食物,并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第一年。他被正式宣布为“对任何东西都过敏”。童年时期他经常做的恶梦就是试图爬越他卧室的墙壁。在这些梦中他总是一个女人。当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一个似乎没有意思的名词,听起来好像是“小贩马车”。在学校里,他描写的有关逃离集中营和被错判的故事曾经使他的老师们很担心。
十六岁的时候,他的消化问题开始好转;与此同时,他未经训练便奇迹般地开始弹得一手好钢琴。但这位音乐天才却带有伤感的阴暗面。每当史蒂夫在钢琴旁坐下,他就象做恶梦般地看见自己在为很多骨瘦如柴的饥饿小孩演奏。他想使孩子们笑起来,而他只能在心里哭泣,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们快要死了。这种过度强烈的感受使他有时候不能继续演奏下去。
不过,最终驱使史蒂夫向催眠医生咨询的,却是一种神秘的恐惧症。不知何故,他的脖颈总是特别容易受伤害,并且他不能容忍别人触摸他的脖子,甚至这种想法都会使他感到恐惧。他知道这种恐惧不合逻辑,但却无法摆脱。最后,在催眠医生的帮助下,下面的故事展现出来了。
在另一生中,史蒂夫是一个比利时女人,名叫埃莱茵·;阿德,出身于一个旅游卖艺之家。她幼年丧父,十四岁时,母亲又去了疗养院。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埃莱茵去了巴黎。她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去一个夜总会当了舞女。
夜总会的老板是个波兰犹太人,名叫巴林琴斯基。虽然他比埃莱茵年长得多,他们却双双堕入情网,并且在两年后结了婚。直到巴林琴斯基去世之前,埃莱茵一直是他的妻子。她继承了他的夜总会,但却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她又以天才的演技到处流浪卖艺。
最后埃莱茵又结婚了,这回是和一个普鲁士人。1943年,她的第二个丈夫据报道说是“失踪”了。她便去普鲁士找他。在那里她和很有势力的公公吵了一架。他指责她偷了他的儿子,并打算了断这一婚姻。后来的事情,埃莱茵只知道自己被当作犹太人驱逐到了波兰。她的公公显然是说服了当局,认定巴林琴斯基是她的父亲,而并非她的第一个丈夫。(这样她就被错判为波兰犹太人。)
一开始埃莱茵没有被送到集中营,而是被送到“城中一个特定的区域,饥饿而肮脏的人群拥挤在一起”(华沙犹太区?)。每天早晨,波兰人赶着车来收死尸 这种车就叫做“小贩马车”,就是出现在史蒂夫童年梦中的奇怪名词。虽然犹太区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埃莱茵却令人惊讶地第一次在这里有了“在家里”的感觉,好象她现在有了一个家庭一样。她照料那些孩子和孤儿们,经常为他们表演节目和弹钢琴,想让他们开心,并且变得非常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一次,孩子们病了,需要医药。她为了要药便和后勤官员睡了觉。此事成了一大丑闻。事后不久,埃莱茵被一辆火车送到了集中营。
由于埃莱茵讲多种语言,她受到了优待:在对那些用卡车和火车送来的犹太人进行审问时,让她充当翻译。但即使作为被优待的犯人,埃莱茵也眼见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以至于她开始失去生活的愿望。大约就在那段时间,一个同牢犯人说服了她与他一起逃走。她可以作他的翻译,或许,也只不过是或许,他们会得到帮助。
他们的计划是先分别逃出去,然后在外面会聚。埃莱茵藏在一辆装满人头发的卡车里逃了出去。被农民发现以后,把她送到一个牲口棚里,在那里等着和她朋友会面。但她朋友没有那样幸运。德国兵跟踪他一直到了那个藏身处。他们双双被捕,押回集中营,上了绞架。
临死前的那一时刻,她感到愧对任何人,好像她没人帮助、出逃失败就给人们丢了脸一样。这种感觉和被吊死时的窒息感一起,显然被带到了下一世,这就是史蒂夫的脖子特别容易受伤以及他的先天疾病的原因。
黑皮靴(美国)
对于有些人来说,某些普通物品会引起他们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们这一世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放到轮回转世的环境中去,这些惧怕就突然变得有道理了。举个例子,三个不同的人,出生和生长地相隔遥远,却都描述了类似的对黑皮靴的恐惧。
唐尼·;杜查姆,北卡罗来纳州雷莱市人,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于1948年6月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南浸礼派的基督教家庭。六岁以前,我的身体一直非常病弱。小时候,我十分害怕看到黑皮靴-就是那种锃亮的直到膝盖的靴子。我的祖父有一双橡胶靴子,我非常害怕。我妈妈便把它们放到炉子旁边,这样我就不会靠近炉子而被烧伤。因为这双靴子的缘故,我从没有走近过那炉子。我记得自己曾经背靠着墙,绕着房间的四边走,想尽可能地远离那双靴子。我总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害怕黑皮靴。直到我看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电影,看到那些走正步的士兵时才明白过来。他们穿的就是那样的黑皮靴!我觉得我当时就在那里。我一般避免观看有关大屠杀的影片。我倒不觉得对它们有什么根深蒂固的顾忌,只是不情愿看。搞明白了黑皮靴的事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俄克拉荷马州的巴巴拉也写来一信。
巴巴拉是一个职业的前世解读员,她在信中描述自己是一位“金发、蓝眼、皮肤微黑的白种女子。” 巴巴拉生于1939年9月24日,十八个月大时差点因百日咳而死去。她仍患有慢性窦炎和慢性支气管炎。从她的祖母那里,巴巴拉传承了巴伐利亚吉普赛人的血统,她认为自己前世可能是一个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吉普赛人: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三年里,我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一天又一天,同样的恶梦在夜间折磨着我:我被纳粹活埋,泥土向我扔来。我小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只有广播和黑白的新闻短片。每当我看新闻片时,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德国人军装的颜色我就是‘知道’。我不害怕日本兵就怕德国兵。在我知道那些英语单词以前,我就知道纳粹集中营……
“别人无法对我催眠,我学会了自己做往世回归。我以极端痛苦的方法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为我带来了平静,缓解了焦虑。我发现在1939年的初冬,我,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被纳粹活埋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恐惧,死亡和惶惑。‘为什么是我’的疑问一直带到了今生。
‘为什么是我’
“童年的记忆总是不变-反复反复,反复不停,……一个森林那么阴冷、黑暗,我现在还能看到高大的树木,一个合葬的大坟墓,还有德国人。我尤其记得他们的黑皮靴。地上有积雪,我看到了血迹。但是我没有流血,我被活埋,窒息而死。泥土是那样沉重,好象上面还压了木头一棵树我确实不知道了……”
另一位女子玛莎,也同样被黑皮靴所困扰。
黑皮靴无情地践踏着她童年的梦。她在信中写道:“黑皮靴在追我。高统的、锃亮的冲锋队皮靴在森林中搜索,手电光不时地开、关,踩踏着泥泞,总是在搜寻。”
可是,在玛莎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黑皮靴。她出生和生长在美国,由一个有爱心的家庭养育着。她周围充满温情、善意和安全。除了头痛以外,她成长的过程十分快乐,几乎毫无痛苦。
所有的医生都无法诊断玛莎的头痛病。窦炎,牙痛,和眼疲劳成了诊断的频繁用词。尽管药物一样一样的都试过了,头痛还是治不好。在玛莎成长的过程中,有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爱好,但可怕的头痛总是老样子。
一天,玛莎遇到了丽塔·;鲁道,一位安静,敏感的女子。她当时正在运用她的天才创作“心灵诗歌”。她的诗歌来自莫名的灵感。当时丽塔已经出版了两册诗集,正在创作第三册,名为“大屠杀之声”。在这一册里,每首诗的题目是一个号码,讲述一个大屠杀遇难者的故事,那个遇难者的灵魂现在在“另一边”。
玛莎和丽塔成了朋友,她们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里发展着,同时也清楚对方的才能。玛莎开始钻研她的前世,回归方法把她带到了大屠杀时的德国,回忆一点一点地出现了:不可能存活…… 一个被害死的孩子……
与此同时,丽塔继续靠灵通创作诗歌。当她写到题目为“#61425”时,她出了一身冷汗,还起鸡皮疙瘩。这首诗说的是纳粹把一个孩子的头在地上猛撞,导致孩子惨死。突然,丽塔意识到这就是玛莎的前世故事!玛莎头痛的原因现在很清楚了。
凯瑟琳 (上)(美国)
十八个月的强化心理治疗结束了。在那段日子里,凯瑟琳每周来我这儿一到两次。我们探索了她的情感、思想和梦境。我觉得她现在应当已经好转许多了。当病人回忆起过去令其不愉快的经历,学会认识和矫正不适应环境的行为模式,加深了洞察力,并从更广泛、超脱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时,他们几乎都会有所好转。
但是凯瑟琳没有。焦虑和恐慌仍然折磨着她。那些逼真的恶梦,不断地反复出现。她仍然害怕黑暗、怕水、带着幽闭恐怖。她的睡眠还是断断续续,无法让她恢复精力。她心悸,却继续拒绝用药,害怕会被药片噎住。
几个月以前,我建议凯瑟琳试试催眠术,但是她害怕,并拒绝这一要求。现在她终于勉强地同意了。
催眠术是一种帮助病人回忆遗忘很久的事情的极好工具。这种方法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它只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在受过训练的催眠师的指示下,病人放松身体,使记忆变得清晰。我曾经使几百个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发现它有助于减轻焦虑、消除恐惧、改掉不良习惯、以及帮助回忆被压抑的往事。有时,我成功地让病人的记忆回到他们童年的早期,甚至回到他们两、三岁那么大的时候,从而,回忆起那些已被遗忘很久、骚扰过他们生活的心灵创伤。我相信催眠术能够帮助凯瑟琳。
我指示凯瑟琳微闭双眼躺在沙发上,让她的头枕在一个小枕头上。开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呼吸上,几分钟后,我让她想象自己的肌肉在不断地放松。她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向沙发里陷得越来越深,她感到越来越困倦,越来越平静,她的催眠状态在加深。她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声音上,排除周围的噪音。她已经处于一种较深的催眠状态。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对她回归引导,让她逐渐回想早年的事情。她在深度催眠状态下可以说话并回答我的问题。她记起来六岁时在牙医那里有过一次痛苦的经历。她也清晰地记起,五岁那年被人从跳板上推入游泳池的可怕经历。当时,她感到窒息并呛水。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起这段过去经历的时候,她又开始出现窒息。我告诉她那段经历结束了,她现在不在水里。随即,窒息停止了,她又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她记起三岁那年,在自己的黑暗卧室里醒来,意识到她父亲在她的房间里。他当时酒气冲天,她现在还能闻到那味道。他触摸她的身体,甚至“到了下边”。她吓坏了并开始哭泣,他便用粗糙的手捂住她的嘴。她无法呼吸。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沙发上,25年后的今天,凯瑟琳开始啜泣。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症结,开锁的钥匙。我确信她的病症会显著地迅速好转。我轻声向她提示,那段经历已经结束了,她已经不在她的卧房里,而是正在安静地躺着。啜泣停止了。我带她回到了现在。
在用催眠方法使她回忆起刚刚告诉我的那一切后,我唤醒了她。她现在明白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他对她的反应、他的冷漠疏远、还有她对他的惧怕。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她仍然在发抖。但是我知道,她领会到的事情相对于这短暂的不舒服来说是值得的。她已经记起了几件可怕的事情。我期待着她的病症会大大好转。
尽管了解了这些新情况,第二个星期,她告诉我她的病症仍然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严重。我非常惊讶,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在三岁之前还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吗?我们已经找出了足够能解释她惧怕被噎、怕水、怕黑暗和陷入困境的原因,然而强烈的恐惧、各种症状、和无法控制的焦虑仍然在她醒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