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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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夭》、《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魔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调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
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浆湖，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net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人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人薄，糊L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字稿纸惹祸，今天把槁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探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五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六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十一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五点（十七点）；六点起身和九点（二十一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九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十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
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但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一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间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辜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既然日理一鸡，凭空手淫是没趣味的，我的方式是要靠裸女图片意淫，才能运作，我平时收集裸女图片很多，可是被捕时无法随身带。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一九七0年十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照，两人前后跪倚铜床，在花被面上衬出实体，那时的PLAYBOY还比较保守，所以不能露出阴毛，但遮在枕头后面的姊姊阴部和遮在铜柱后面的妹妹阴部却留下想像空间，两人的小奶都向上翘，脸蛋也都甜蜜动人，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日历上这张姊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PLAYBOY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一九八六），又出版《姊妹们》（Playboy's 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姊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画，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入，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Collin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