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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2006-4-10李敖系列之18胡适评传-第2部分

小说: 2006-4-10李敖系列之18胡适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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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
  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一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地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
  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新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他告诉人们: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非常明显的,这四行句子的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笔,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在那篇长文里,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所用的,只不过是一个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枪。
  很快的,非常明显的,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这“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在民国九年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
  民国八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难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在三十一号的《每周评论》里,他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出书斋来谈政治,可是谈得非常碍眼,北方的社会主义者、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骂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思想的训练不同,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两样,胡适着重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机会。胡适选择了一种non——punitiv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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