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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

皇权悲剧-第36部分

小说: 皇权悲剧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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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举制度。要想做官,不仅要接受儒家思想,还得熟读《四书》、《五经》,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举制度来压人。

  不过,说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例如,孟子曾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明太祖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来宰了!”可见,那些专制帝王在“骨子里”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用的,就拿过来,加以利用;对他们没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亚圣”孟子的思想,也要抛弃。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专制帝王们压制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出大量的“文字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们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什么“异端思想”,就连在私下里骂一声“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会株连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狱”的血泪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思想被压制、被摧残、被阉割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被愚化的历史。千百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长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压制各种异端思想,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时也听不进那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劝谏。有一次,在与魏征吵架后,他甚至告诉大老婆——长孙皇后:“我真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亏长孙皇后比较贤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语劝解唐太宗,魏征这才没有人头落地,成为“刀下鬼”!

  “文字狱”的牺牲品:再说“焚书坑儒”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最大的“国耻”,也是皇权专制国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悲剧!

  皇权社会里,中国人擅长的是“破旧立新”,经常把已经存在的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天荒”地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并传给后人。

  焚书运动,起源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之间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封建官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分封制”进行的,但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朝政?也许,历史早已在冥冥中决定,这场辩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关于这两个问题,西方早已解决了,而中国人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淳于越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制度。对此,李斯“振振有词”地说: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专制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后,在秦始皇面前,淳于越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嬴政就“一锤定音”,天下的书籍大多被焚毁。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经过几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此,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思想统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断和孟浪。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是采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个问题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悍然下达了“焚书令”。

  至于坑儒,既是焚书的继续,又是焚书的必然结果。因为侯生、卢生说了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并离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彻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后,他让御史开了一个“黑名单”,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为此,嬴政的长子扶苏专门进谏,恳请父皇“三思而行”,却被发配到边境,去监督蒙恬的军队。结果,秦始皇一死,扶苏就被赵高假传“圣旨”害死。

  在这之前,哪怕是再残暴的专制统治者,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彻底地毁灭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人民还是有一点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以酷刑震慑天下读书人,“诛”读书人之心,以儆效尤。试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时被活埋,那是什么场景,也真够惨烈的。从今以后,谁还敢乱说话,议论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作为专制皇帝的“鹰犬”,李斯担心读书人议论朝政,会使人心不安,对皇权专制国家不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就要将古代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也太过分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扫除了古代文化,人们就不会议论朝政,对专制皇权不满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投机家”,他的这个“馊主意”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专制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专制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专制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赤裸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专制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专制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专制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   


退隐山林,以保全性命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专制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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