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真相 作者:程东升刘丽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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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管理大纲”概念的产生，任正非的思维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管理理念，但这一变化并没有影响销售人员考核薪酬的设计工作，而是按照管理大纲的思路，把它扩大到人力资源的范畴。基本法历时三年，到1998年3月定稿，人力资源体系是在1999年建立起来。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华为管理的“道”，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开始“术”的探索。
改革从人力资源开始
1996年，受命于转折时期的张建国，从市场部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张建国在华为公司研发、市场部门都呆过，熟悉各个工作流程，显然对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很有好处，使他知道人力资源如何服务于生产、销售。张建国是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最好的人。他在深入学习以后，逐渐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原来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
薪酬考核：美式理念英式指标
当时，人力资源在中国还是个很陌生的词汇，但是已经有了一些介绍的书籍，张建国先买了很多书籍，给自己补课。1996年到1997年期间，张建国被多次派往香港考察几家著名的咨询公司，最终选择了一家美国背景的管理咨询公司——HAYGROUP，为华为做薪酬体系咨询。这家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到华为做调查、分析，以张建国为首的人力资源部也成立了一个有10多名成员的小组予以配合。HAY公司最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那天，专家们从香港乘船抵达深圳，由于船舶误点，本计划晚上9点钟到，最后一直到10点多才到达。第二天，咨询公司专家提交了方案，并与华为高管人员交流了不到一个上午，中午吃完饭就回去了。花了一大笔钱最终得到的只是两个小时的讲解，华为还是觉得比较值得。张建国认为，HAY公司提出的美国式的薪酬考核体系，关键是提出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思路。
1997年，国家劳动部批准了一个职业化技能培训考核试点计划。张建国就与劳动部官员一起去英国学习、考察劳动技能资格认证。回来后，劳动部就将华为作为试点。张建国将英国的职业化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引入公司，首先在秘书基层做试验，设立了5级秘书资格考核标准。华为的秘书多达上百人，按照考核标准，都要进行不同级别的资格认定，比如第一级会打字，会使用基本的办公软件等，第二级能够安排会议。当达到5级时，就可以去部门当经理。根据这样的职业化制度，每年都对秘书进行考核、分级。这对秘书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利于找出自身的不足，又给秘书阶层中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升迁通道。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很奏效，迅速推广到了开发、生产、销售等各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考核指标、考核制度都不一样，都是从部门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这种认证不同于目前国家实行的各种劳动技能资格认证。劳动技能资格认证主要针对蓝领。而华为实行的技能资格认证则完全是针对白领阶层，在公司内部实行的，主要为激励员工学习、向上。
回国半年后，当日一起去国外学习的劳动部官员再到华为参观时，惊讶地发现，华为已经搞得红红火火的了。至今，国家劳动部还没有能够在全国推行这种技能资格认证。
（24）干部部一直设到“班”里
接下来，公司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优秀素质推广活动。将先进典型所具备的特征推广到广大员工身上，从而迅速克隆优秀者。此前，很多业绩优秀的员工自己也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做得好。公司有专门人员去分析优秀员工的行为特点，从中提炼出最核心的行为特征，以数字化模型制成标准。其他员工按照这些标准去学习提高。这种方法很奏效，很多平时业绩并不太好的员工 ，吸取了优秀员工的长处后，迅速提高。到了1998年，华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已多达200人。人力资源管理渗透到了公司每一个部门和机构，就好象红军当年在三湾改编时做的那样：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对当时不足1000人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一直到班里。公司一级的叫人力资源部，各个部门里的机构叫干部部，比如在研发部，负责人力资源事务的叫研发部干部部。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把人力资源与部门的业务紧密联系起来。
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
华为在推行一系列引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则时，采取的是“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针。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如果还没有在引进的管理方法中进行实践，一上来就民主地让大家进行“优化”，一定会意见不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单凭过去的经验来套新的规则，会陷入形而上学。何况，华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密度很大的地方。任正非深知这一点。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华为员工很聪明，容易形成很多思想和见解，认识不统一，就容易分散精力。”另外，一个新的管理办法的引进，一定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戳痛个别人。这些人在“优化”的时候，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找出理由，坚持不懈抵触，越民主，越容易形成重重阻力，最后导致新管理的流产。这是一切软弱的改革者的软肋。但是，任正非也预料到“先僵化”会产生弊端。一个是形而上学，一个是教条主义。
管理变革三段论
1998年开始推行的任职资格考核，被任正非称作“管理革命的重点”。他在《不作昙花一现的英雄》中写道：“任职资格的推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推行；而是真正达到管理进步的真正意义上的推行。考核与薪酬体系是全世界最难的一项企业管理命题。管理变革中有个三段论：（1）触及自己的灵魂是最痛苦的。必须自己批判自己。（2）别人革自己的命，比自己革自己的命还要困难。要允许别人批评。（3）面子是无能者维护自己的盾牌。优秀的儿女，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面子。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成为成功的人。要脱胎换骨成为真人。”任正非追求的管理进步，首先是员工心理素质的提高。实际上，许多中高级干部的确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考评五级干部时，仅仅用了三级的标准，干部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感到太难考了，就问任正非怎么办，任正非说，给你三年时间，一定要达到五级，你要努力去补这个课。那以后，高级副总裁一级的职位，只有两年任期。
（25）学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在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换过程中，完全按照死规定来。新鞋总是有些夹脚的，因此也可能挫伤一部分人。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教条主义，任正非却作了辩护：“华为公司不是等待目标已经实现以后再予评价，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这使评价的准确性更加困难。”“评价是通过人作出来的，尽管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公正，但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
、有血有肉的人，也难以摆脱个人对事物、问题的看法局限。因此不可能做到所有的评价让人人满意。”因此，“我们要求各级部门要尽量公平、公正，但我们更要求干部要能上能下，工资要能升能降，要正确对待自己，也要能受得委屈。如果不能做到，企业必定死亡。”“我们的方法是坚决推行已经策划好的任职资格管理，然后再个案处理个别受冤屈的同志。”从这个角度理解，“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就变成了“先推行，后平冤，再优化”。为此，任正非给科以上干部发放《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让他们学习胡耀邦胸怀坦荡、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坚强意志。
IPD——新的改革火花
在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过程中，1997年，华为又系统地引进世界级管理咨询公司，意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IT的管理体系。包括财务管理方面引进Pricewater？house？Coopers、生产管理与品质管理方面引进德国的Fraunhofer？Gesellschaft，以及与IBM公司合作实施信息科技开发和集成供应链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是1999年底与IBM的合作。华为期望实施供应链计划以及支持系统ERP和APS，缩短交货时间，从而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参考文选
为什么要自我批判（摘自任正非在中研部将呆死料作为奖金、奖品发给研发骨干大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此处略去）
（26）过冬
2000年，华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战绩：销售额达到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亿。利润26亿，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占据首位。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任正非却在他的2001年管理十大要点中提出了“IT业的冬天必将到来”的观点。这就是当时震惊了许多企业的《华为的冬天》。2000年的IT业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舞台的主角是带给许多人梦想的“网络股”。
“冬天”冷得出奇
不过，2000年的时候，网络股寒流对世界电信业的袭击尚未殃及中国，国内通信业增长速度仍在20％以上，甚至有人还预言中国IT会“一枝独秀”。在这种背景下，任正非断然抛出《华为的冬天》，无疑振聋发聩。在《华为的冬天》最后一个段落，任正非已经明确说明，“华为的冬天”其实并非只是华为的冬天，只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地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不过，任正非也没有料到“冬天”会马上到来，所以，讲话的同时仍然把2001年预期销售额定为370亿元至380亿元，增长速度为68％（2000年为833％），其中，传输类产品就达200亿元。进入2001年，传出中国电信分拆及电信业重组的消息，同时由于北美及欧洲市场的迅速饱和，导致大量的国外光纤通讯设备产品涌入中国，作为中国电信最大的设备提供商，华为立即把传输类产品预期销售额调整为80亿元至90亿元。
《北国之春》呼唤创业精神
2001年3月任正非访问日本，目的是考察日本实业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连续10年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的情况下是如何“活下来”的。任正非对近现代工业发展史非常了解，对日本民族善于精工，在产品经济时代大放光芒的历史充满敬意。在考察中，任正非发现，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使其向知识创新产业的过度艰难备至，因此提醒华为存在发展速度大幅减缓的可能，要作好准备。他还注意到，由于文化和观念的惯性，日本企业激活员工创新精神的力度有限。但是，任正非非常钦佩中日本民族以忍耐、勤奋、乐观的精神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希望华为人能以同样的精神，认真向别人学习，加快工作效率的整体提高，改良流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裁并不必要的机构，精简富余的员工，加强员工的自我培训和素质提高。在冬天来临之前，做好棉袄。回国后，任正非充满激情地写下了《北国之春》。《北国之春》是日本的一首著名民歌。任正非认为这首歌是日本民族奋斗的缩影。“我曾数百次听过《北国之春》，每一次都热泪盈眶，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北国之春》原作者的创作之意是歌颂创业者和奋斗者的，而不是当今青年人误认为的一首情歌。”任正非的心路历程，与《北国之春》所描写的创业者、奋斗者的情感暗合，受到感染，他写下了如下动人的段落：当一个青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为事业奋斗，惟有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他，以至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在春天已经来临时，还给他邮来棉衣御严冬。而我再没有妈妈会给我寄来折耳根（鱼腥草）、山野菜、辣肠了，这一切只能长存于永恒的记忆。儿行千里母担扰，天下父母都一样，担忧着儿女。我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日本朋友也译成了日文、英文让员工传阅，他们误认为我是孝子。我是因为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精神才如此内疚与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