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最新报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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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头疼，我让他休息一下，他坚持做晚饭。我一边听歌，一边浏览他的杂志。不一会儿，他弟弟回来了，显然咚咚也没有预料到。原本以为今天会是二人世界呢。不过他弟弟并不喜欢多说话，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尴尬。
该睡觉了。咚咚安排我睡他弟弟的房间，他弟弟跟他睡。房间是雪白的，床也是雪白的，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害怕灯灭了之后的那个黑暗世界。于是提议咚咚跟我一起睡。他说：“不太好吧？”我也知道不太好，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要他回自己的房间，自己则对着墙壁发了好大一阵呆，直到他再次走进我的房间。我告诉他没事，我不想难为他。
11月8日 星期五 晴
每周都很盼望星期五。因为过了这一天就是周末了，而且只有这一天是杜杜（教同传翻译的美国年轻男老师）给我们上课。和我们比起来，上一届的学生真是太幸运了，他们每个星期可以上三次他的课。不过比起下一届，我们应该算不幸中的万幸了，他们一次都没上过小杜的课，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小杜，我们学院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根本就不会有耐心呆在这里了（就算有耐心大概也学不了什么）。
今天两个班一起上课，这样两个班的人都可以上一整天了。我很喜欢这样。上午小杜做了个讲座，讲Daniel Gile的Effort Model。我们在箱子里做同传，但是没有人听，他只是想让我们充分利用机会练习罢了。他再次一字不差地提到了我上次模拟会议上犯下的错误。能犯下这么一个经典的错误而且正好让他听见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下午杜杜请来了一位欧盟口译处的人，给我们做讲座。那个人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但实际上没讲出什么东西，倒是他讲的一个笑话我记得很深刻。最后小杜作了总结陈词。那个人说：“我花了几个小时讲的东西，你们小杜先生三十秒钟就说完了。”我们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自豪，当然是为杜杜。就这样基本上一整天都和小杜呆在一起，很满足。
中国学生同志调查权益篇：谁在写同性恋论文（1）
萧红大概没料到她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同性恋的学期论文引起学校以外读者的注意。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这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女学生显得兴奋和惊讶。
“以前对同性恋的印象完全从港台影片或文学作品中来，很怪异的、总是被主角嘲弄的可笑的一个角色。”萧承认这种被银幕扭曲的形象误导了她，至少在一年前，她无法将同性恋与她的生活联系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被意外改变。“2000年暑假回家，我们同学聚会，我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带来一个男孩子。她说他是同性恋。这怎么可能，他跟电影里的（同性恋）一点也不像呀？我们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萧不肯相信的这个“玩笑”直到半年后被证实是事实。
“当年秋天，那个男孩子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作为老乡，我们之间的来往自然亲密得多。他主动跟我讲他在高中时暗恋男同学的事情，而且，他现在跟另一个男生之间的爱情也跟我讲。我这才确定原来他们都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是我自己固执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已。”当萧面对一个同性恋者时，她明显地露出惊慌，她为知晓一个朋友的秘密感到不安，她甚至希望这个秘密不应该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在这个伦理教化深刻的国家，萧跟大多数人一样对同性恋保持着距离和成见。
但是一些距离随着接触的增多而减小。“我感受到他们的爱情和我们异性恋几乎没有区别，那种纯真和执著让我感动。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很孤独，我是他忠诚的也是唯一的听者。对他了解越多，我越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的萧，甚至能准确地使用她从这个老乡那儿学来的同性恋者之间的特定辞汇去表达她的感受，比如用“CC”（女性化）来形容她所见到的袅袅娜娜的男同学。
“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在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同性恋。”一些普通女生不太注意的细节被萧记录下来。萧还知道两个男学生同志像异性恋情侣一样在校外租房住。
改变一种无知正是来源于距离的超越，萧并没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欣喜，相反，她看到了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易觉察的沉重。“同性恋者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还有那么多像原来的我一样对他们不理解的人。同性恋越来越公开地走进我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科学态度，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正视它，接纳它。”萧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已能为此做些什么。
到2002年元月，北京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推出《同性恋专刊》，这让萧产生冲动，她决定写一篇有关同性恋的论文完成这个学期老题布置给她的作业。
但是正如预料中的一样，萧的同学为她的做法感到奇怪，在他们接受的教育中，同性恋从未被这么公开地讨论过，它显然不能与光明、高尚相提并论。“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态，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这正是我要写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我要让更多人认识同性恋。”萧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萧所在的大学里，她很难找到论文所需的资料，她通过互联网搜索她可能感兴趣的站点。在这个过程中，萧得不到更多的帮助，包括她的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二的那个同性恋老乡。与从中国学生和老师那儿得到的冷遇相反，萧的论文受到外藉老师的热切关注。这位老师帮萧纠正对同性恋行为方式描述上的“不专业”措辞，比如，萧在她的论文初稿中用“Queer”指同性恋，老师说这个词只能在同志圈内部使用，外界用这个词就显得不够尊重。在老师的指导下，萧将这个词换成了“专业的”Homesexal。
从查阅大量西方近现代有关同性恋的文献和科学研究，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知道了比她同学多得多的东西。在她的学期论文里，她使用了很多新名词，诸如“第三性”、“现代同性恋”、“现代异性恋”等等。此外，萧还亲自约访同性恋者进行面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只要存在真正的感情，无论是男性之间或女性之间的爱情，无论其形式、内容或热烈程度如何，与异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并无二致。”萧将这个结果写在她的论文里。
萧从引用的科研资料中得知，同性恋与基因有关，这个理论使得这个初涉同性恋领域的女孩更感吃惊，她开始怀疑一直以来她所接受的伦理道德教育。“同性恋既非不道德，也非疾患，他们拥有不逊于男女之爱的真情。他们是普通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指向。他们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萧呼吁社会应该宽容和尊重与已不同的人。
在这篇三易其稿的论文中，萧指出同性恋者目前所处的社会境遇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同性伴侣间很难维持长久稳定的关系，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同性恋者没有像异性恋一样的外部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关系，反过来，他们要不断忍受持续的内心冲突和社会偏见的痛苦，结果，这种关系不过是分手前的聚首而已。”萧认为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当前同性恋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萧的论文被这位外藉老师评为“5…”（优良）。“他把同性恋看得平常，不像我们国内大惊小怪的。”这是萧对这个西方人的评价。
“通过系统地做这个题目，我本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了质的转变。我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萧认为这是她写这篇论文最大的收获。“在中国，对同性恋极端反感和极端支持的同样少，大多数都由于无知而（对同性恋）感到迷惑和偏见。这个大多数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去教育的。”尽管箫的论文在专业人士看来还有些单薄，但它的影响却不可低估，现在看来首先影响的是萧的那些同学，他们
中国学生同志调查权益篇：谁在写同性恋论文（2）
从萧的论文里得到比教课书更真实和丰富的资料。他们在改变对一些人的看法，包括同性恋者和写同性恋论文的萧，尽管他们矜持地给予萧好评。
影响随着互联网传播得更广，萧的论文被转帖到中文的同性恋网站。但是，与其论文水平不相称的是，这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在这里无人问津。“我觉得同性恋者反而没有非同性恋者更大胆地做这些事，他们怕见光，可是这样隐藏得越深，他们越难有走进阳光的机会。”萧不愿意对这些“萎糜、浮躁”的同性恋网站做过多评说。
她的担心得到她老乡的证实。“她不是同性恋，她能理直气壮把同性恋地摆在台面上讲，她是异性恋，她只是在完成做业，她这样做甚至会得到一些人的赞扬，比如她的同性恋读者们。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见义勇为流血牺牲，却不敢站在人前说 ‘我是同性恋’，我们害怕因为这几个字失去做人的尊严和一切。”这位20岁的同性恋者说。
“他们的前途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应该逃避责任。”萧忧虑地说。
见证中国同性婚姻提案2004（1）
2004年2月20日早上，离首都心脏天安门不到三公里的中国社科院，一位与其他人没有太大区别的中年妇女一上班就拿出她赶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打印出来的提案交给她的政协委员朋友。这份一千二百字的材料关系到中国超过四千万人的命运。这个朴素而温和的妇女就是中国当代最早关注中国同性恋问题的专家之一李银河，她手中拿着的这份材料的名字是《中国同性婚姻提案》，这是李四年来第二次委托别人向两会提交这份提案。
1992年，李银河和她的丈夫已逝的著名作家王小波一起
走进中国社会隐蔽的部落：同性恋人群。与这些被认为变态不正常的人打交道在当时看来是惊骇俗的行为，没有人支持他们的调查研究，包括同性恋者自已。“他们不愿意被打扰，习惯了将自己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然而，做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和一个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对夫妇仍坚持做着他们的研究项目。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愈发感受到这个庞大群体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危险，及他们所处的世俗社会的压力。在他们的调查数据中，占90％以上的同性恋者最后都要被迫地进入异性婚姻。“这对他们的配偶是无法弥补的伤害，但这些同性恋者本身又无力摆脱世俗社会的压力。”李在接受星空网采访时说。
1992年，中国第一本同性恋研究专著署名李银河的书《他们的世界》出版，四年后，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又补增新内容的另一本《同性恋亚文化》出版。王小波在评论这两本书时说：“假如你是一位妇女，又不幸嫁给了同性恋者，也许就会遇上冷漠、疏远、没有性生活，却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一生的幸福就会因此而报销。谁能够说，这样的事还不算严重？在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妇女是有的。她们既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的事，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同性恋者，还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这样，因而也不会抱怨什么。于是，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她却以为不严重，可是一旦她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定然会勃然大怒，以为受了愚弄。”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首次被当众讨论。按照王先生的说法，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是要背负道德和良知谴责的，然而，这却又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在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面前，没有人敢违反祖宗传下来的律条。而更为不幸的是这些同性恋者的异性配偶，他们成为这场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直接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超过四千万同性恋者的中国，这种婚姻将影响到至少上亿人的幸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另一个更令政府当局深感不安的问题已摆在面前，逐年激增的艾滋病感染者使这个国家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同性恋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率明显高于异性恋者，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习惯称同性恋者为“高危人群”。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同性恋者的伴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