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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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诞辰。
老舍先生是世界闻名的作家。他的著作，有些是不朽的，译成各国文字，
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是祖国的文学宝贵遗产，目前已经是各国学者争相研究
的大题目了。
我很尊敬老舍先生。解放前，我们曾经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访
问、讲学。许多大学、文学家、记者和好客的美国朋友们举行酒会、宴会欢
迎我们。那时他的杰作《骆驼祥子》是美国的畅销书，他到处受欢迎，尤其
是他谈吐幽默，十分俏皮，赢得许多美国朋友的鼓掌。他走到哪里，笑声就
跟到哪里。
但老舍先生也有不幽默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到美国新墨西哥州作客，女主人请来了很多客人，十分殷
勤。她忽然问起老舍：“现在美国如何可以帮助中国？”那时，正是美国军
队在中国横行霸道，存心要杀中国人的时候；老舍先生说：“你们政府帮助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撤军回国。”他语惊四座，神色严肃，再不说话。
他的幽默不见了。这个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高大的中国人，一个高大的
中国作家。
在美国，我们一天到晚要讲英文，真是别扭。到了晚上，终于回到旅馆
的房间里。我们二人洗个澡，痛痛快快地用咱们北京话大聊一阵，大笑一阵，
对白天所见的一些看不惯的事情，甚至也大骂一阵，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畅
快无比。用自己祖国的语言谈话，总使我们想到祖国的一切，想沏碗酽酽的
北京的花茶喝，以至于后悔没带一点中国的咸菜来嚼嚼。当然，更想到那时
的祖国是多么困苦，我们都想回去。
北平一解放，周恩来同志叫我写信请老舍先生回来。他立刻回国。从此，
他日夜不停地写作；不少好的作品，在他的手笔下长江大河似的涌流出来。
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更写了不少表现新中国、新社会的话剧。他的《龙
须沟》就告诉全世界，中国老百姓翻身了，残酷害人的旧北京变成了爱护人
民的新北京，这是多么巨大而又动人的变化。他的《茶馆》，用五十年的历
史变迁，概括几个时代的人民的苦难。世界的评论，说“《茶馆》是中国的
史诗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在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各地的演
出，受到外国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使外国人认识中国的面貌。他的笔从
来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是第一个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作家，对于这个称
号，老舍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作品总说明写作的人。老舍先生坚强，勤奋，爱国，爱老百姓，爱社会
主义。他正直、慷慨、热诚、精细、工作负责，十分喜爱帮助青年作家。他
经历几个时代，熟悉各种人物、世情，诗文书法，艺术鉴赏都达到了很高的
境界。
我想念他，常常是感到人见不着了，才开始真正认识一个人。我说不出
如何赞美老舍先生的话。他的作品已经是不朽了。我很想念老舍先生，尤其
在纪念他八十五岁诞辰的时候，他却不在我的身边。
其实，他是可以为祖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的。
（原载《人民文学》1984 年第4 期）
洪深九十周年诞辰谈洪深——洪深先生是话剧界功绩极大，卓有成就的
老前辈
我非常敬重洪深先生，他是我国话剧界功绩极大，卓有成就的老前辈之
一。
洪深先生是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士。三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农村三
部曲》问世，他是左联极其出色的戏剧家，洪深先生在上海因抗议放映侮华
电影而大闹大光明影戏院事件曾轰动一时，我是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
深深为洪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学者，又是个
英雄。
洪深先生是全才，他既是剧作家，又是导演和演员。在洪深先生领导的
复旦剧社，他曾亲自在《西哈诺》中扮演西哈诺，这个角色要求演员有灵活
的形体，在戏中，要会跳舞，会击剑，足见洪先生真是了不起。他为人平易，
性格开朗，但导起戏来很严肃，对演员的进度有严格的要求。
洪深先生对我国的戏剧教育事业贡献也很大。在我国，戏剧作为一门课
程，在复旦这样著名的高等学府讲授，是从洪先生开始的。他在复旦大学教
出了很多学生，其中最杰出的是著名戏剧家马彦祥、著名导演艺术家朱端钧。
抗战期间，洪先生和我都在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他备课极认真，没
有一堂课不做充分准备的，他英文非常好，习惯用英文打字机备课，学生们
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我在南开中学演戏时，就知道洪深先生对戏剧很有研究。当时非常想看
到他写的东西，但苦于北方不容易见到南方的出版物，所以只找到一本《少
奶奶的扇子》。这是他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
编的。此前，我曾看过该剧其他译本，感到翻译得洁屈聱牙，读着很费劲。
洪深先生改编得极成功，不仅台词便于演员上口，而且地名人名、风俗、心
理、习惯等都充分中国化了。他改得那样人情入理，完全是中国味道。我读
了很多遍，从中学到了不少写戏的方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如何使
戏剧吸引观众的方法。印象尤深的是一把扇子反复运用七次，使整出戏活了
起来。《少奶奶的扇子》一九二三年由戏剧协社演出，洪深先生亲自导演，
演出轰动了上海。西洋话剧在中国第一次正规演出，是一九二一年春汪仲贤
和夏氏兄弟等演出的《华伦夫人的职业》（肖伯纳早期的社会问题剧）。戏
很好，演出也严肃，但是在上海演了几天就演不下去了，这对当时介绍西洋
戏剧无疑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洪深先生通过《少奶奶的扇子》演出的成功实
践，生动地（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仅仅翻译几部作品）把现代话剧介绍到
中国来，初步奠定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基础，功劳非常之大。洪深先生对中外
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他第一个把西方导表演艺术引进中国，他第一个在
中国舞台上介绍了法国大戏剧家罗斯丹的《西哈诺》，他是中国介绍西方戏
剧的重要桥梁之一。
（原载《戏剧报》1984 年第12 期）
从夏衍那里学到了什么——在纪念夏衍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暨
戏剧与电影创作五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刚才我听了许多同志谈起夏衍同志各方面的情况、他的许多了不起的地
方。大家都是直接受夏衍同志的引导、教诲的，我也受到夏衍同志的教诲。
但比起其他一些同志，我与夏衍同志接触不多，应该说是间接地受到他的教
诲。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戏剧工作者，作为一个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什
么、得到什么影响呢？
我最早读过他早期的作品，就是《包身工》。我出身于旧军阀、旧官僚
家庭，对劳动人民知道得很少。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最早的报告文学，也可
以说是经典性的报告文学。它启发了我对劳动人民的真实认识。从这个作品
中，我看出了作者的热情、作者的悲愤、作者的反抗精神。我这才比较明白
半殖民地最底层劳动者真正的痛苦；我这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向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反抗和斗争。从《包身工》中，我才知道要写一部东西，必须经过
自己周密的调查、研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因为那都是事实。
第二个就是他那部了不起的戏剧作品《上海屋檐下》。我第一次看，是
在重庆国泰电影院，是应云卫先生导演的。第二次看是解放后，在中国青年
艺术剧院，由金山同志导演的。在国泰电影院看《上海屋檐下》，我看了三
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了思想与艺术魅力的大作品。第一遍看时，我总想
起了高尔基的《底层》。这是一个很表面的印象，说明我那时候的认识很不
成熟，现在看来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夏衍同志在《上海屋檐下》里写了一个
真正的革命者的形象，而《底层》里只写了一群社会渣滓。这个戏刻画的是
革命者，革命者热情、诚恳、无私。他把妻子女儿放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在个人生活中的品格也是高尚的。当我看完了第三遍以后，我从心底里感
到这个戏是一曲多么悲壮的革命颂歌。看完戏，人们的心在颤抖着，那个“李
陵碑”，那个在“小天津”横暴下被迫卖身的妓女，那个小学教员家庭的描
写，作者把黑暗的旧社会揭露得极其深刻。那是一个黑暗笼罩一切、乌云遮
满了的世界。然而在乌云的空隙当中，透出一线阳光，叫人振作起来。这个
戏是催人前进的号角，它告诉人民，这个黑暗的社会必然打倒。所以说这是
个悲壮的颂歌，它在黑暗中歌颂无限光明的前途。这是《上海屋檐下》给我，
我想，也是给大多数人的感觉。革命者肩负着个人的种种灾难，也为中国人
民的将来奋斗，为共产主义的使命奋斗。他入了狱，妻子以为他死了，嫁给
了革命者的友人。这像旧社会的一些文人描写妇女的薄情吗？不是的。它触
及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这正是几千年来旧社会妇女没有经
济地位、不能独立的悲哀和痛苦。即使是嫁给革命者的妇女，她身上所受的
压迫也在所难免。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她才改嫁的。因为她必须改嫁，
才能维持生活，来抚养革命者留下的孩子。因此它更深刻、更显示出中国妇
女身上背负的重担。旧社会说“一女不事二男”，这是封建道德。作者通过
革命的角度来看她，这个女人始终忠于革命者，没有忘记当革命者的前夫。
当革命者出狱后，见到她和孩子的那一段戏，是多么富有人性，多么动人的
描写！它刻画出革命者最崇高的内心。父亲与女儿见面了，那个小孩不认识
生父，她的简单、可爱、天真的活动人极了。这个初次见着自己的女儿的人，
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充满父女深情的革命者。他不能毁灭已经存在的，可
以说“团圆”“美好”的家庭。他对前妻是眷恋的，前妻对他也有无限的旧
情。但他们中间隔着一堵墙：一个无辜的革命者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极可爱
的革命者的孩子。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出这才叫做“矛盾”，这才叫做“戏
剧性”；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写出强烈的戏剧性来。革命者最后毅然地离开
了他们，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何等的壮美呀！这是一场所谓“悲剧”，
但是这是令人灵魂升华的悲剧，它洗干净人的自私、人的狭窄。它是叫人心
胸突然宽阔起来的人生喜剧。只有为人民为革命而抛弃自己的一切个人苦恼
的人才会这样写，他的主角才会这样的结束：他走上革命道路，奔向更需要
勇敢、毅力、对革命效忠的前途。这个前途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是火与
血的道路。他会再人狱，他会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死去。
这样的革命者会在生死关头上犹豫吗？他会背叛自己对真理的信念吗？
不，不会的。他是钢铁炼成的人，他充满了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感情，他是
无所畏惧的。但是偏偏有这样一种谬论，说出狱的革命者必然背叛革命。这
是污蔑！不能因为革命队伍中有少数懦夫，由于他们背叛，而糟蹋了大多数
有脊梁骨的革命者！这是为许多事实所证明的。
有人说夏衍同志是“中国的契诃夫”，我觉得这话不准确。我不习惯听
那种喜用外国某某名人来恭维中国的作者，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或“中
国的奥尼尔”等等的提法。如果要比较，夏衍比契诃夫更接近人生，更接近
人性的描写，因为他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更真实，同时也确信共产
主义的将来，他要引起他的观众走上这条理想的光辉照耀着的道路。因为夏
衍同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勇敢的革命者。而契诃夫不过是沙俄时代
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看到那个社会要衰亡，他憧憬未来，希望光明，但
他不知道光明怎么到来，他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革命者怎样勇敢地、无私地牺
牲自己，才能获得人民的时代。
夏衍同志写这个戏，不写革命者如何在特务的刑讯室里怎样被酷刑折磨
还坚持不屈。他抛弃这类写法。他把革命者内心感情写得更深。一个革命者
奔向革命时，也并不是一块没有性情、没有个性的“钢铁”，他自己不可能
毫无准备，没有对革命的思索与信念就能跳进革命的熔炉里去的。革命者是
最有感情的人，他对亿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有感情。在夏衍同志的剧作里，
我没有见一句口号，没有一点概念的东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