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眼-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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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
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
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
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
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
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
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
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
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
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
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
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
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
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
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
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
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
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
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杲也不
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边
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１９３６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
××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２０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
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
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
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
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
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
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
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
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
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
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
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
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
扳着腰肢。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
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２０
年的坎坷，２０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
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
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
问了一句，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
夜班工人呢。
１９７９年
